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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扎西会议放光彩(一)
[作者:谭洪全 温铁毅发布时间:2021-10-08 16:02来源:昆明史志2021年第1期]

扎西会议放光彩(一)

谭洪全  温铁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提出放弃北上路线,到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计划,才使中国革命出现重大转机。经黎平会议多数同志赞同和连取锦屏等七县胜利的猴场会议后,形成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革命根据地,而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思路。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改写中国历史的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红军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主要问题,是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会议在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湘、滇、黔地方军阀围追堵截和连续作战的长征途中召开,而会议决议的精神是在行军作战跨入云南的扎西境内落实的。在扎西境内,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会议,史称“扎西会议”,其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扎西会议奠定了基础

(一)战略大转移

1934年4月下旬,赣南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失守和北大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益严峻,军事上逐步陷入了被动地位,中央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1]。红军在中央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为保存中央红军主力,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晚,由中央红军8.6万人改编的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之初,一共经历赣南、湘粤边、湘东和湘桂边四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其中尤为惨烈的是湘桂边广西境内全州、兴安的湘江战役。前三次战役由于蒋介石对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谋不透及统战工作的因素,突破敌军封锁、向西挺进相对顺利,但通过分析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蒋介石已识破红军主力部队与湘鄂川黔边区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11月中下旬,蒋介石拼凑湘桂军阀及国民党中央

25个师数十万大军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2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强渡过江,控制了渡河点,但由于“搬家式”的行军、敌我比对力量悬殊和最高指挥机关“硬碰硬打”战术等影响,到11月30日深夜,仅有四个师抵达湘江西岸,大部队仍然未过湘江。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2]。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浴血奋战,苦战五昼夜,终于粉碎了敌人妄想

“围歼”红军主力于湘江两岸的图谋。但是突破湘江,中央红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红八军团几乎全部阵亡;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整团、全师牺牲;其他诸如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也伤亡惨重。红一方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二)战略转移的正确方向

为防止红军渡过湘江继续北上,蒋介石再次调整兵力部署,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博古、李德等人仍一意孤行,并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洛甫、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思路,但博古和李德等人却反对挺进黔北。在黎平会议上,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和激烈争论后,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遵义挺进。期间,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主张,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黔东七县,洗刷了长征一路走来的“被动”局面。在猴场宋家湾,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统一了思想。

(三)遵义会议的召开

猴场会议后,红军渡过乌江,将国民党“追缴军”远远地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利用作战间隙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遵义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3]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4]至此,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中央苏区出发,历时三个多月,克服重重困难,于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在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支持下得到拥护,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确认,在随后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得到体现。从而“克服了‘军事上

单纯防御’的错误思想,恢复了红军战略转移中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纠正了‘短促出击’和‘逃跑主义’错误作法……增强了红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地进行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决心和勇气。”5]迫于蒋介石重新调集川滇黔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展开“追缴”的紧急军情,红军不得不从遵义再次启程,挺进云南。

二、扎西会议的召开

有放松,除分别以湘鄂、川陕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进攻外,还集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兵力向中央红军开展围攻。1935年1月24日至28日夜,由于红军对国民党川军敌情情报的掌握出现了失误,土城战役失利,之后被迫一渡赤水。但土城战役转变了红军“硬打硬拼”的顽固思想,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了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速度和整体安全,于是毛泽东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渡过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毛泽东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并召开落实遵义会议决议具体事项的扎西会议作了铺垫。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的扎西集中。”6]当时,敌我军情紧急,2月3日夜22时,党中央和军委电令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中央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从2月4日“左路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到大河口宿营。右路红军一军团

一师,(2月)三日晚已到沙包树”7]开始,到长征时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的回忆“那年,就是1935年2月5日从四川边界进入云南,就是你们县,那时只听说叫扎西县,过了四川就到了扎西县的‘鸡鸣三省’,说鸡一叫,云、贵、川三省都能听到,那倒不一定。水田寨,我知道。我们到水田寨时,大约太阳偏西了……当晚中央首长在这里宿营,中央首长开什么会我就说不清了”8]进入云南,党中央在扎西期间总的来说,前后共召开三次规模较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水田寨召开了“花房子会议”,6日至8日在石坎子大河滩庄子上的院子召开会议,9日在县城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扎西会议,因为三个会议均在扎西境内召开,而且最后一次会议的结束地点是扎西镇,又是扎西县城,所以史称这一系列会议为“扎西会议”。它在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转变党和红军的军事战略上起了重要作用,其会议的精神实质既是延续遵义会

议,落实遵义会议具体决议措施,围绕遵义会议决议的具体内容一项一项进行讨论和决策,也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思想、原则’”9]的开始。

(一)“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会议

遵义会议上虽然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并没有作出具体分工,改组了中央,也未实现交接。在周恩来与博古进行长谈,谈到“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成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10]。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为党中央的顺利过渡铺平了道路。“博洛交权”虽已属瓜熟蒂落,但由于战事吃紧,“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开会处置的首要是战情,常委们没法从容‘再进行适当的分工’”11],党中央的交接和分工暂时搁置。

1935年2月5日上午,农历大年初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出发,深夜进入云南扎西的水田寨12]“并在当夜进行了紧张的工作”13],中央政治局开始在川滇黔交界“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洛甫、陈云参加会议,通过了撤销博古党的“总负责人”的职务,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并经会议选举,洛甫为党内负总责;通过了常委分工,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等重大事项。新的党中央成立后,洛甫立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改过去数月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向中央“有请示,无答复”的党的组织领导问题,讨论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仍坚持战斗的中央分局战略与组织领导的问题。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1月30日“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批准,才能执行”、2月1日“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中央苏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2月4日“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和2月5日项英及中央分局上报中央的2月4日中央分局会议形成的“两种意见”的请示,请求中央“立即答复”等数份“万万火急”请示电报进行研究,于2月5日形成讨论决定即火速发电报给予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的指示。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主席,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的问题。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实现了遵义会议后在战争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博洛交权”平稳过渡和人心所向的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层并进行了常委分工。这些举措解决了党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思想的问题,畅通了汇报、请示渠道。由于党中央一系列的电示和部署,改变了“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党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和全军指挥体系的信心。“自‘花房子会议’起,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洛甫)在党内负总责,标志着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张闻天和毛泽东的亲密合作,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贯彻执行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14]应该说“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

房子”会议是落实遵义会议决议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保证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指挥,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因此,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至关重要。

(二)大河滩“庄子上”会议

“花房子”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按照既定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推进。此时,红军处境十分艰难,蒋介石为了统一组织追堵力量,重新编组“追剿”军。以湘军何健部“围剿”红二、六军团,以龙云、薛岳指挥四个纵队共十三个师又四个旅,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全歼中央红军15]。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各路反动军队及“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16];滇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命令‘追缴’军配合川军,分进合击,将红军‘压迫而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今叙永)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17]迫于此严峻军事压力,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即威信县水田寨,笔者注),住过一夜”18],便向扎西方向前进。2月6日军委纵队到达石坎子附近,7日到达大河滩19]

2月6日至8日的行军途中,党中央到达扎西石坎子,在大河滩庄子上的院子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洛甫(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负责人)、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负责人)、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王稼祥(遵义会议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纵队政治委员)、博古(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邓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等11人。1935年2月6日,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宿营于扎西县石坎子庄子上,2月7日到达大河滩院子街上并宿营。在石坎子庄子上的会议上,政治局讨论了中央红军迫于长江以北沿岸敌人加强防御被川军“堵”,南面的毕节与昭通方向数万滇军已经集结的“逼”和后方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黔军王家烈所部的“追”,北渡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根据地计划已无法实现而“往哪里走”的问题,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会议总结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讨论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渡过长江北上,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0]

决定部队迅速摆脱四川之敌,向镇雄靠拢(后改为扎西)集中。2月8日,政治局继续召开会议。党中央讨论并审查由洛甫受遵义会议委托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予以通过和发布,讨论研究传达《决议》和会议精神。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赴中央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中传达贯彻,并规定传达范围和注意事项。同时,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并电告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等。

此次会议主要是在大河滩庄子上会议中形成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遵义会议决议》,因此,在历史上统称其为“大河滩”会议。大河滩会议是形成遵义会议正式书面决议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21]。遵义会议仅是在形式上完成并履行了会议的议程,它的会议结果是通过大河滩会议决议来进行实施的,它把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精神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为新的党中央和保障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提供了实质保证。所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大河滩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同样举足轻重。

(三)完成遵义会议使命的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有了实质性的“博洛交权”和在洛甫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通力配合下,实现了大河滩庄子上一系列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理顺了与各根据地、各中央分局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体系,在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背景下,毛泽东“避实就虚”的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战略思想在军队得到贯彻落实,开启了红军长征全面胜利并改变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大河滩会议结束之后,中央红军以一、三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在前推进,三军团掩护跟进;以五、九军团为左路纵队继续按照既定目标向敌人薄弱的“飞地”镇雄与扎西挺进。一军团一师进入雨河,二师进入扎西金凤、麟凤到达斑鸠沟;五军团渡过赤水河,经水田寨开驻石坎子附近,同时加强后卫警戒;九军团以两团驻大河滩,另一团驻院子。8日晚,军委接到五军团在槲烟林与敌接触的电报,又据谍报获悉滇军安恩溥(镇雄籍)旅已到大湾子,其他两旅和孙渡纵队也即将到达大湾子、镇雄一线侧击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分析,中革军委判定槲烟林之敌系安旅之一部,即令雨河方向进至两路口一带的红军,收缩到雨河一带,与滇军安旅形成对峙,决定雨河一线部队9日集结于扎西、石坎子一线,准备作战。并分别命令一、三军团进驻扎西及其附近,九军团向大湾子方向游击侦察,迟滞敌进。军委纵队改变原向镇雄方向前进计划转而由院子开至扎西附近。此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周围的兵力部署为:一军团驻扎西与镇雄边界的雨河一带,配合石坎子的九军团、水田寨的五军团,防守装备精良战力强悍的滇军孙渡纵队,五军团则兼顾警戒川南受军阀地盘意识和当时滇军的威慑未越过滇境的川敌任务。三军团迅速开驻扎西镇附近,为红军过境扎西并顺利召开扎西会议赢得了难得的数日“平静”。“2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进驻扎西,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重要会议(即‘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22],参加会议的除上述大河滩庄子上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党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滇军孙渡纵队安恩溥旅、鲁道源旅、龚顺璧旅三旅由镇雄、毕节一线逼近,川军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来,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周浑元部尾追不放,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态势和严峻的战争形势,“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23],会议确定了新的部署。一是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根据敌情变化,党中央决定放弃在扎西、镇雄地区歼灭部分滇军的意图,调头东进,以五、九军团钳制滇军、川军大部,掩护一、三军团集中兵力先行二渡赤水河,以薛岳兵团和黔军为主要进攻目标,原路向敌黔境北部进击,反攻遵义,跳出敌圈,摆脱敌军的重重包围。二是缩编部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轻装上阵杀敌。鉴于中央红军从跨过于都河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后,历经数次恶战,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一线战斗连队减员严重,部分军团(湘江战役,八军团掩护主力过江,伤亡惨重,打过湘江之后仅剩数百人)兵力损失极重,决定以提升部队机动能力和一线连队战斗力为目标,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机关、整编部队、缩减军团、精简辎重武器,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三是在川滇黔边组建川南特委并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掩护红军北上及主力作战,在部队整编的基础上,决定抽调部分运动战、游击战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干部及武器装备,成立以红军干部、战士为主力,川南、黔西、滇北的宜宾、泸州、毕节、昭通等地地方党组织、进步群众为骨干的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钳制敌人。四是积极扩红,补充兵员。中央红军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革命队伍的同时,以红军严明的纪律、爱民的实际行动感化、引导群众,动员进步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队伍,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新政权。同时,党中央在扎西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还深入基层部队宣传宣讲《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讨论并通过二、六军团的战略原则和军事组织指挥领导问题,指示二、六军团“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同意由二、六军团组成“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24]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485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487页。

3]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重大事件,1927年―1936年的重大事件,《遵义会议》。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491页。

5]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P66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492页。

7]扎西干部学院官网,教学科研,2015-07-16,《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日志》。

8]、[14]《昭通党史党建》总第105期,冯寿芳《光辉的花房子》。

9]、[13]、[17]、[18]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P173页;P303页;P341页;P302页。

10]《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石仲泉《再论遵义会议》。

1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肖居孝、王敏、秦云峰《周恩来与“鸡鸣三省”会议》。

12]扎西干部学院官网,教学科研,2015-8-25,《任仲然:扎西会议彪炳史册实现三大转折的里程碑意义》。

15]、[31]张廷贵袁伟著,《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P120页;P118页。

16]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威逼昆明巧渡金沙》,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P49页之刘伯承《回顾长征》,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出版,2006年版,P92页。

20]、[29]、[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出版,2006年版,P92页,引自《红军长征·文献》,第253页;P40-41页;P55页。

21]石仲泉著,《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P111页。

22]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P441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447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P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