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公告
区域史
从云南文进士的地区分布看富民县古代的教育
[作者:张 佐发布时间:2020-05-22 11:08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4期]

从云南文进士的地区分布看富民县古代的教育

张 佐

中国封建王朝设科举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到了清末。云南由于太边远,且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的状态,一直到元朝才推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院试,考取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乡试,考取者称为举人;会试,考取者称为贡士;殿试,考取者称为进士。

明清两代是云南文化、经济长足发展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云南的知识分子士绅阶层迅速崛起、壮大,对边远、封闭、落后的云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崛起、壮大又与明初汉族大规模移民云南以及科举取士密切相关。较保守地估计,明代大约有三百多万汉族移民云南,这些移民使云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云南原先薄弱的汉文化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云南明代的科举考试,乡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癸酉科,这年到应天府(南京)参加乡试的云南人有李忠、杨嵩两人中举;会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这年参加会试的云南举子,有昆明人李忠中进士。此后,云南的举人、进士群体便逐渐壮大,一些科甲鼎盛的州县还出现了科举世家和科举家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诏停科举,云南也和全国一样废除了科举考试。云南科举取士的确立和发展,大大促进了云南儒学的提高。

明清两代,全国共举行会试和殿试考试二百零一科,云南仅有数次未参加考试。明清两代的会试和殿试,全国共取文进士51624人,云南籍(包括在云南的外省籍人士的后代)举子共有962人(明代264人,清代698人)中文进士(元代的云南只有五个昆明人中文进士)。笔者收集资料多年,经过较细致的整理、划分,大体上可以把这962个文进士的籍贯按云南如今的行政区划归属于下(具体人名略):

昆明市的盘龙、五华、西山、官渡四区,明清两代都属于昆明县。昆明县明代有52人中进士,清代有166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18人中进士,居全省州县之首。明清两代,昆明出现了很多个科举世家和科举家族,其中以倪恩龄为代表的倪氏家族最庞大,是云南最大的科举家族之一。倪恩龄,清光绪二年丙子科连捷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南昌知府,清末著名清官和书画家。倪氏一族,出了8位举人、8位进士、2位翰林。

大理市是由明清时期的太和县、赵州(今大理凤仪镇)合并而成的。太和、赵州二州县明代有42人(太和县40人、赵州2人)中进士,清代有72人(太和县51人、赵州21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14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大理有以张其仁为代表的科举家族。张其仁,清道光六年丙戌科进士。张氏一族,出了2位举人、10位进士。

石屏县,明清时期称为石屏州。石屏州明代有9人中进士,清代有53人(55人次)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2人中进士。石屏的张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癸已恩科中第三甲49名进士。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宏词科,张汉又中第二等第三名。这一科是乾隆元年的补试,全国共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石屏的袁嘉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中第二甲62名进士;同年举行的经济特科,袁嘉谷又中第一等第一名,即中了经济特科状元。明清两代,石屏出现了很多个科举世家和科举家族,其中以朱淳为代表的朱氏家族最有名望。朱淳,清道光九年己丑科第二甲第一名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知府。朱氏一族,出了6位举人、6位进士。

建水县,明代称为建水州,清代改称为建水县。由于临安府的府治在建水,民间也称建水为临安府。建水明代有27人中进士,清代有3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0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建水最有名的科举世家是以倪高甲为代表的倪氏科举世家,建水倪氏与昆明倪氏是一个家族。倪高甲,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官至盐运司运使。倪高甲的两个儿子都中进士,都被点为翰林。从前的建水城曾立有“一门三进士,同胞两翰林”的牌坊。倪氏一族还出了2位举人。

保山市的隆阳区,明代称为金齿司、保山县,清代称为保山县。由于永昌府的府治在保山,民间也称保山为永昌府。保山县明代有23人中进士,清代有1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38人中进士。明清两代,保山最庞大的科举家族是以闪仲俨为代表的闪氏家族。闪仲俨,明天启五年乙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闪氏一族,出了10位举人、1位进士。

晋宁县由明清时期的晋宁州和昆阳州合并而成。晋宁、昆阳二州明代有4人(全为晋宁州人)中进士,清代有31人(晋宁29人,昆阳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3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晋宁最显赫的科举世家是以李因培为代表的李家。李因培,清乾隆十年乙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北巡抚。云南有民谣:“才高八斗李因培,字压两江马汝为”。李因培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都中进士,都被点为翰林,为祖孙三代四翰林的科举世家。此外,李家还出了3位举人。

鹤庆县城是明代鹤庆军民府的府治,清代的鹤庆称为鹤庆州。鹤庆明代有15人中进士,清代有1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8人中进士。

通海县由明清时期的通海县和河西县合并而成。通海、河西二县明代有7人(通海4人,河西3人)中进士,清代有20人(通海17人,河西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7人中进士。

楚雄市,明清时期称为楚雄县。楚雄明代有4人中进士,清代有2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6人中进士。楚雄人李启东,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该名次称为“金传胪”。据文献载,壬辰科殿试原拟李启东为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后来嘉靖皇帝又以云南太边远,不宜点状元为由,抑置为二甲第一名。

巍山县,明代称为蒙化府,清代改为蒙化直隶厅。明代蒙化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16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4人中进士。

蒙自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2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4人中进士。明清两代,蒙自首屈一指的科举世家是以尹壮图为代表的尹家。尹壮图,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清代名臣。尹壮图的父亲、堂弟、儿子都是进士,都被点为翰林,被称为“一门四翰林”。此外,尹氏一族还出了10多位举人、2位进士,总共为6位进士。

澄江县,明清时期称为河阳县。河阳县明代有5人中进士,清代有19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4人中进士。

曲靖市的麒麟区,明清时期属于南宁县的地盘。南宁县明代有12人中进士,清代有11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3人中进士。

洱源县是由明清时期的浪穹县(治所在今洱源县城)和邓川州(治所在今洱源县邓川镇)合并而成的。浪穹、邓川两州县明代有4人(邓川2人,浪穹2人)中进士,清代有15人(浪穹8人,邓川7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9人中进士。

华宁县,明清时期称为宁州。宁州明代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9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7人中进士。

安宁市,明清时期称为安宁州。安宁明代有6人中进士,清代有9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5人中进士。安宁人杨一清,明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中第三甲第九十五名进士,官至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是云南籍进士中任职品位最高的人。

呈贡区(原为呈贡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1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4人中进士。

剑川县,明清时期称为剑川州。剑川明代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4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2人中进士。

玉溪市的红塔区,明清时期属于新兴州的地盘。新兴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10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2人中进士。

祥云县,明清时期称为云南县。云南县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8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0人中进士。

峨山县,明清时期称为嶍峨县。嶍峨县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10人中进士。

江川县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9人中进士。

宾川县,明清时期称为宾川州。宾川州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8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9人中进士。

丽江市的古城区和玉龙县,是明代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的地盘。清代,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又合并成为丽江县。清代的丽江县有7人中进士。

姚安县,明清时期称为姚州。姚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7人中进士。

大姚县(含白盐井)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6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7人中进士。

会泽县明代称为东川军民府,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会泽县,有7人中进士。

宜良县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7人中进士。

开远,明清时期称为阿迷州。阿迷州明代有4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人中进士。

永胜县,明代称为北胜州,清代称为永北直隶厅。北胜州明代有1人中进士,永北直隶厅清代有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人中进士。

弥勒县,明代称为弥勒州,清代改称为弥勒县。弥勒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人中进士。

文山县,明代还未设县,称为教化三部长官司,清代始称文山县。长官司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文山县清代有5人中进士。

昭通市的昭阳区,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恩安县。恩安县清代有5人中进士。

腾冲县,明代称为腾越州,清代改为腾越厅。腾越明代有3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5人中进士。

易门县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

沾益县明代是沾益州的一部分。沾益州明代有3人中进士,清代有1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4人中进士。

嵩明县,明清时期称为嵩明州。嵩明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4人中进士。

禄丰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4人中进士。

泸西县,明代还未设县,清代称广西直隶州。广西直隶州清代有4人中进士。

广南县,明代还未设县,与富州(今富宁)合称广南府;清代始设宝宁县。宝宁县清代有4人中进士。

石林县,明清时期称为路南州。路南州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3人中进士。

马龙、陆良(明清为陆凉州)、明代各有1人中进士,清代各有2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6人中进士。

景东县,明代称为景东府,清代改为景东直隶厅。景东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3人中进士。

云龙县,明清时期称为云龙州。云龙明代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有3人中进士。

永善县,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有3人考中进士。

富源县,明代称为平夷卫,清代称为平彝县。平夷卫明代有1人中进士,平彝县清代有1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人中进士。

镇雄县,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有2人中进士。

寻甸、元江(明代为奉化州)、南华(明清为镇南州)明代无人中进士,清代各有2人中进士,清代共有6人中进士。

凤庆,明清时称为顺宁。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1人中进士,明清共有2人中进士。

彝良县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彝良州。彝良清代有1人中进士。

牟定县,明清时期称为定远县。定远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没有人中进士。

富民、双柏(明清为南安州)、宣威、罗平、师宗、思茅市翠云区(清代为思茅厅)、镇沅这七地明代都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每地各有1人中进士,共有7人中进士。

若以明清时期的府为统计进士的单位,排列在前三名的是:府治在昆明的云南府,明代有68人中进士,清代有233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301人中进士;府治在建水的临安府,明代有57人中进士,清代有150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207人中进士;府治在大理的大理府,明代有49人中进士,清代有105人中进士,明清两代共有154人中进士。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项进士人数统计,即以如今行政区划为依据的统计,是不可能绝对准确的。这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云南明代有许多军事移民的卫所,如云南府的府治昆明就有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广南卫;临安府的府治建水就有临安卫,以及隶属临安卫的通海御、新安守御千户所。云南府的六个卫,其驻扎和屯田的范围,肯定会超出昆明县的地盘;临安卫的屯田,除建水之外,石屏、通海、宁州等州县都有,通海御、新安守御千户所则分别驻扎在通海和蒙自。这些在外地驻扎和种田的官兵后代,中了进士,其籍贯就颇有争议。旧时编县志、州志的文人,为了给各自的家乡增添点光彩,都会把这些进士归入各自的州县。这样就会出现同一个进士,他的原籍(指统领他们父辈的高层军事机构“卫”,这个机构一般都在府治所在地)和他的实际居住地,都会把他收编进志书里。笔者统计各州县的进士时,为避免重复计数,花费了许多功夫剔除。如康熙年间编纂的《蒙自县志》,就说蒙自明代有9人中进士。仔细阅读这本县志,就发现这9人中有8人是新安所人。位于蒙自县城东南约5公里的新安守御所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调临安卫中所的官兵而建立的。这些官兵的后代中了进士,其籍贯到底归属于建水州还是蒙自县,就连编纂于明代天启年间的《滇志》都不好处理,只好把他们列入属于府级的军事机构“临安卫”了。如今,明代的卫所机构早已不存在了,鉴于建水近年编写的许多书籍都说,建水明代有32人中进士(其实肯定没有这样多,即使把新安所的8人也计算在内,充其量也只有27人),我也只好把这8个或许应该属于蒙自县的进士,权且归入建水籍了。

第二个原因是,明清两代除中试的进士外,皇帝还可以钦赐进士。云南省编写得较好的县志都把中试进士和钦赐进士严格区分开,如《石屏县志》就写明,清代55个进士中有两个进士是钦赐,《通海县志》也旁注清代通海、河西两县的12个进士中有5个进士是钦赐。而也有很多县志是中试进士和钦赐进士不分的。这也影响了统计结果的准确性。

第三个原因是,从明代到如今,有许多地方行政区划多次改变或改变很大,这也给确定某个进士的籍贯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明代的鹤庆府,府治鹤庆不设州县,只下辖剑川州和顺州(今永胜顺州),到了清代才有属于丽江管辖的鹤庆州。

把云南省中进士的总人数分别落实到明清各州县和如今最新的行政区划内,虽然很难做到绝对准确和各地都很满意,但我觉得这项划分工作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962名进士这个总数是大体准确的,即使划分到个别行政区的进士人数略有出入,但除蒙自外,出入也不可能太大。这样,就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明清两代汉文化在云南各地的发展情况。

通过这项划分工作,笔者还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中进士较多的地方,都是明代吸纳汉族移民特别是军事移民较多的地方,这些地方要么是省城,要么是府治,要么是与省城、府治毗邻的州县,要么是省城、府治之外的交通要冲、军事重镇。这些城镇,交通较方便、信息较灵通、经济条件较好,地方当局也比较重视教育。为了证实笔者的这一看法,特举例说明如下:

昆明既是明清两代云南府的府治,又是云南省的省城。在元代,它便仰仗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优势,最早修建文庙、开设庙学。元代云南全省仅有五人中进士,而这五个人全是昆明人。到了明代,昆明又是全省外来汉族移民最多的地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基础,位居省城的许多优势,再加上明初来自江南、中原的大批高素质的汉族移民,明清时期昆明出现科甲特别鼎盛的局面,便不足为奇了。

大理是南诏国的故都,汉文化传入大理也很早。明清时期大理是大理府的府治,明代大理的外来汉族移民也较多,仅大理卫的官兵就有一万五千多人,加上官兵的家属,人口不会下五万。大理的土著民白族,由于与迁入的汉族直接接触,与昆明等地汉族聚居区联系的加强,白族便在以往吸收汉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更为迅速而广泛地吸收汉族文化,使白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趋于与汉族相一致的状态。明正德《云南志》卷三大理府《风俗》说:“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

建水在明代以前,还是一个汉文化十分落后的边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改元代的临安路为临安府,治所从通海移到了建水,并有大批汉族军事移民从江南、中原进入建水。这些外来汉族人口,人数之多大约仅次于进入省城昆明的外来汉族了。外来汉族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了建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建水为中心的临安府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富饶的大府,因此,民间有“金临安,银大理”之说。建水的汉文化,虽然传入的时间比昆明、大理、保山等地晚得多,但发展速度却是云南最快的地方。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肯定与明洪武年间文学名士王奎、韩宜可被贬谪至建水,曾在文庙的读书台讲学达十六年之久,建水本地和附近州县的读书人都来听他们讲学,有很大的关系。王奎,字景常,松阳(今浙江省遂昌县)人,明初任山西右参政。韩宜可,名伯时,号五云,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明初任山西布政使。《滇史》中说:“二公(指王、韩二人)皆博学宏才,诗文高古,滇人多从之游。后皆召还。临安文风二公倡之,郡中至今崇祀。”

《滇史》的编纂者是诸葛元声,也是明代人,他对王韩二人的评价应该是可信而客观的。明正德年间编纂的《云南通志》也说:“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论庚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于是文教始兴,至今犹景仰焉。”

石屏与临安府治建水毗邻,距府治仅有60公里。石屏庙学开设也较早,据明代编修周洪谟编纂的《庙学记略》说:“云南距京师几万里,石屏一州又在南数百里,其学创于至正年间(1341~1368年),元末颓废。国朝二十二年(1389年)始复建庙学。”明朝派任石屏的历任知州大多奉行“治国之道,教育为先”的旨意,开化边疆,启迪文明。洪武二十二年在任的石屏知州,在城内重建文庙,使毁于兵祸的庙学又得以恢复。景泰年间(1450~1456年)石屏知州任彬(四川苍溪人,落籍于石屏)在任期间设置社学,教授民家子弟,使地方教育日兴。正德年间(1506~1521年),石屏知州余秉清(江西奉新人)也十分注重地方教育,公务之余常到学宫,“口授经义,令诸生以次诵读”。嘉靖年间(1522~1566年),石屏知州甘珂(江西丰城人)捐俸修学宫。嘉靖十三年(1534年),甘珂又在城北郊外乾阳山南麓,创建龙泉书院(此书院直到清末都是石屏培育人才的摇篮)。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是石屏地方教育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知州冯应鳌(广东香山人)在石屏城内创建州前书院;知州萧廷对(江西泰和人)在蔡营创建五亩书院,在宝秀创建张本寨书院、宝山书院、秀山书院(后改文昌书院),此外,还在石屏创建了崇正书院。仅明朝一代,石屏就有大小书院达八座之多,占全省五十多个书院的百分之十五。

清代,石屏的教育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原因不外乎从朝廷到省、府、州的地方官员都更加重视教育;地方士民尝到了读书的甜头,重教兴文的风气越来越盛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石屏知州张毓瑞还始创石屏义学于文庙明伦堂。此后,石屏的义学几乎遍布城乡。除明伦堂义学之外,比较有名气的义学还有:尊经阁义学、龙朋城义学、宝秀秀山书院义学、五郎沟义学、海东义学、旷野义学等。义学是一种免费私塾的普及教育形式,地方当局“延师训诲,捐俸供给”,使“州人子弟贫而无资者,得志向学,弦诵之声倍加于往昔矣”(见康熙《石屏州续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清光绪年间,石屏又在明代原有的八个书院之外,再添设登龙书院于明伦堂。另外还在文庙旁边兴建了玉屏书院,在宝秀中营兴建了鳌峰书院。

蒙自是临安府治建水东南83公里外的一个小县,明代时还是一个由土官治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明代中期以后,朝廷考虑蒙自靠近交趾,边情复杂,便决定在这里驻军戍边。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朝廷调临安卫中所官兵一千多人到蒙自县城东南约5公里的地方,建新安守御千户所。新安所筑有城墙,周长二百二十丈,开二门,南日“御远”,北日“永安”,是座完全由汉族军人和家属驻扎和居住的要塞。这个汉人屯居的新区与县城居民的生活习惯、文化素质悬殊巨大,他们很重视子弟的教育,有自己的书院和各种文化教育机构,其文化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县城,所以明代蒙自县的进士大多出自新安所的军人后代。

明清时期云南还有很多政区没有人中进士,或者只有一两个人中进士。究其原因,这些政区要么很边远又很少接触汉文化,也很少有汉人进入,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要么是虽有不少汉人进入,但定居的年代太久远,已经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的地区;要么是交通太闭塞,经济太落后,地方当局又不重视教育的地区;要么是以上几种因素都兼而有之的地区。如今,这些政区与文化较发达的一些政区相比,文化、教育仍然相对落后。我们通过研究云南古代科举取士的名额在各地为何不均衡,或许能寻找到一些改变这些政区面貌的良策。

富民县是云南府的一个小县,明清时期人口仅有三万多,虽然距省城和府治昆明仅有二十多公里,但交通较闭塞,文化较落后。清代,富民县的学额虽有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与云南府的其他县相同,但清代的富民县重武轻文,文风不盛,全县仅有九峰书院(原名万寿书院,清乾隆三十八年,知县李登瀛改名九峰书院)一所。而云南府的其他县,书院就较多。如宜良县有雉山书院、雪山书院、鹅塘书院三所;较小的罗次县也有碧城书院、罗阳书院二所。由于富民风俗重武轻文,历任地方官对教育不够重视,因此,明清两个朝代富民县仅有十六个人(明代三人,清代十三人)考中文举人,而考中武举人的竟多达四十三人(全是清代人,其中的苏寿山为嘉庆十五年庚午科云南乡试的武举人第一名);至于进士,则文武平分秋色,各有一人。这样的人才结构,属于文武人才之比严重失调的不正常的人才结构。之所以说富民的文武人才严重失调,是将富民与云南全省以及云南省一些州县相比较,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如明代云南全省,共录取文举人2755人,文进士264人;共录取武举人103人,武进士13人。清代云南全省,共录取文举人5682人,文进士698人;共录取武举人4211人,武进士138人。明清两个朝代,云南全省共录取文举人8437人,文进士962人;共录取武举人4314人,武进士251人。云南全省文举人的人数是武举人的人数的近2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的人数的3.8倍。再如明代的昆明县,共录取文举人479人,文进士52人;武举人351人,武进士24人。清代的昆明县,共录取文举人986人,文进士166人;共录取武举人433人,武进士29人。明清两个朝代,昆明县共录取文举人1465人,文进士218人;共录取武举人784人,武进士53人。文举人的人数是武举人的人数的1.9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的人数的4.1倍。又如明代的石屏州,共录取文举人99人,文进士9人;共录取武举人3人,武进士1人。清代的石屏州,共录取文举人387人,文进士53人;共录取武举人147人,武进士9人。明清两个朝代,石屏州共录取文举人486人,文进士62人;共录取武举人150人,武进士10人。文举人的人数是武举人的人数的3.2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的人数的6.2倍。而重武轻文的富民县,其文武举人进士之比,都与云南全省以及昆明县、石屏州相反:武举人的人数是文举人的人数的2.7倍,武进士的人数与文进士的人数正好相等。

清代的富民县虽然重武轻文,但民间仍有不少勤奋读书的读书人。如秀才郗源,性聪颖、力学通经,居然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考中癸巳恩科云南乡试亚元(第二名文举人)。再如程正度、程正道兄弟,程正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恩科考中文举人,而程正道也于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恩科考中文举人。又如秀才杨海鳌,他多次考举人不中,并不气馁,竟发下了誓言:“不登第非丈夫也。”仍朝夕诵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乾隆九年(1744年)甲子科考中了文举人。

在众多发愤读书的富民士子中,最有成就者,是邱以德。家庭贫困的邱以德,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考中了文举人。四年以后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考中壬辰恩科第三甲第六十六名文进士,成为富民县的唯一一位文进士。《新纂云南通志·文苑传》载:“邱以德,富民人。家贫力学,设童蒙馆,课毕负薪佐炊。口琅琅诵不辍,苦无书,见善本辄借抄盈箧。后馆纪家冲,距城稍远,又苦无可购求者。往来书院应课,颇形劳瘁,而以德自如也。道光戊子举于乡,北上之资,其妻典钗钏以助行囊,徒步至京。不第归,侨居万庆山,研精三年,壬辰会试捷南宫,入翰林。弟以道、以仁,俱勤学,时称‘三邱’”。

邱以德以后,富民士子中也不少勤奋读书者。如秀才杨恩锡,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丙子科带补甲子科云南乡试第二名文举人(亚元)。富民县的以上文人精英,都为富民县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小范围内纠正了富民县重武轻文的偏差。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