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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西南联大“联合”的支柱
[作者:谢本书发布时间:2020-04-13 15:33来源:昆明市志信息网]

蒋梦麟——西南联大“联合”的支柱

谢本书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北方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坚持八年之久,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杰出成就。三个名校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始终联合,做出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认为,联合的关键还是西南联大领导班子坚持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和联合的结果,也即联大三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友谊及其坚持团结、联合的结果,“这是西南联大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1]他们三人角色不同,却都为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主要阐述蒋梦麟在“联合”中所起的重要支柱作用。

一、“北大功狗”

梅贻琦被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终身校长”,而蒋梦麟自嘲为“北大功狗”。他曾对傅斯年说: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2]多少有点自鸣得意。不过应当承认,他们都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在家乡曾参加科考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先学农,后转攻教育学,本科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与孙中山多有交往。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兼任总务长,曾代理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1937年后以北大校长身份,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常委,1945年6月辞北大校长职,退出西南联大。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行政院秘书长,后主持中美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等。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校长很为醒目。自1919年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以后,就与北京大学不可分割。其时北大改组后,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总务处成为北大的行政中枢,并取决于总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之事务,由此可见蒋梦麟此时已充当北京大学实际管理者的角色。蒋梦麟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习学术自由,实现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两年,尽管在腐败的官僚体制包围下,每天总是要见许多不想见的人,说许多不想说的话,吃许多不想吃的饭,浪费了不少时间。然而他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改革方面,花大力气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并通过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规程》等,尤其是《大学组织法》的制定和实施,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意义深远。蒋梦麟1930年底重返北大,任校长,又主持北大校政达16年之久。他在1931年7月,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并以此方针为基础,努力改革北大原有的制度,于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北大的性质和职责是:(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这对后来北大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北大师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3]为北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蒋的教育理念,不约而同地与张伯苓、梅贻琦的理念颇有近似之处,这为他们 后来在抗战时期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联大支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平、津沦陷。8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向西迁移。蒋梦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4]为何“勉强同意”,确有难言之隐。尽管如此,蒋还是满腔热情投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的建设之中。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蒋梦麟深知,战争是长期的,在战争结束前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再与父亲见面,因此一度抽空回浙江余姚家看望父亲,他对其父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并作了如下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5]这表明蒋梦麟要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两年,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难以出现在父亲灵前。

在故乡短暂停留后,蒋梦麟赶赴南京,乘船去武汉,再改乘火车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的组建。他深深感叹,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仍以极大毅力,做好团结工作和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

在长沙,联大三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分工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共同负责。仅几个星期的时间,约有近两百名教师和一千多学生,到达了长沙集中,学校随即开学。而事情办得刚有点头绪,新的情况又发生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也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之一。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不是联大久留之地。12月24日,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参加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6]

蒋梦麟不顾自己身体欠佳、胃病发作、体力不支的状况,仍打起精神,坚持工作。根据联大常委会的决定,他直飞武汉,先去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之商议联大面临的困境,以及继续西迁等问题。但陈立夫难以决定,要他最好去找蒋介石本人。蒋梦麟见到蒋介石时,陈述了联大西迁的理由,并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可与海外连接,有利于联大将来与海外的联系。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联大遂决定西迁昆明。联大西迁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为此联大第45次会议(1938年1月24日)决定,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以蒋梦麟为主任,秦瓒为副主任兼管会计与事务。蒋梦麟即与秦瓒、杨石先等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安排,首要任务是解决联大师生到昆后的校舍问题。

除先期租到江西会馆、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了大力支持。龙云为此写了条谕:“现临大迁滇,在该校校舍赶筑完成以前,准由教育厅将省立农、师、工三校校舍各予暂行酌借一部分,以应急需。至借用时期,应并由该厅(指教育厅)与联大商定可也。”云南省教育厅乃发出第266号训令。奉龙主席条谕,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联大筹备处借用。”[7]但昆明校舍仍不敷应用。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俱佳,堪作校址。”蒋梦麟遂不辞辛苦,亲往滇南蒙自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行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4月19日,联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遂决定在蒙自分校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以陈总为蒙自分校教务处主任,樊际昌为总务处主任,并由分校校务委员会推举一人为该会主席。这样联大师生的安置得以解决。次年,在昆明的联大新校舍建成,蒙自分校遂裁撤,文、法、商学院迁回昆明。而在1938年5月4日,一切筹备告一段落,西南联大得以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校务继续由三常委主持,常委会每周三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各院、处长列席会议。1938年8月,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欣然接受。同年底,联大师院开学,成为教育部新设的8个师范院校之一。

西南联大安顿下来,秩序开始走上正常,却面临着一个头痛的问题,即经费奇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等问题。据蒋梦麟记载,当时“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1938)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后来涨到七十元。”[8]整整翻了十倍。

联大经费困难,曾多次呈报教育部,希望增加拨款。1938年10月26日呈教育部文说,由于联大人员增加,物价高涨,一切开支,莫不随之增大,本年被仍照原来预算,万难敷用。1939年5月24日呈现教育部文又说,学生倍增,物价飞涨,原来预算,万难敷用。申请增加经费。[9]为此,蒋梦麟、梅贻琦曾先后数次飞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面陈困难,希望增加经费。

在长沙时,临时大学曾规定,联大的经费由三校分担,各校按比例提成交长沙临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系国立,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撑;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亦告中断。于是,西南联大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但国民政府经费紧缺,即以抗战为由,从1937年9月起,将原核定经费七成付给,教师薪金亦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虽然从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全薪,但物价飞涨,联大同仁,入不敷出,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00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的8.3元,只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正是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朋友帮助,设法解决教师的生活待遇。

“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困难重重,蒋仍怀着“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为联大的成功和发展而努力。[10]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积极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

在西南联大初创时期,蒋梦麟率领北大同仁顾全大局,共同努力,支撑了联大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础,使之屹立不倒,延续达八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始终联合在一起直至抗战胜利,“他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11]然而,联大的后期,蒋梦麟更多采取的方式是“不管的管”,实际支撑联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成为联大最终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因而蒋梦麟承认,对西南联大的联合及其成就,“先生(指梅贻琦)之力居多。”[12]

三、不管的“管”

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三校就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这是蒋梦麟的主张,这表明蒋梦麟的“退让”和“不争”的态度。西南联大成立时,继续坚持这一制度,按年龄而论,其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从年龄来说,自然张伯苓居长。而从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蒋梦麟则居上,因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居于领导地位。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而且是张伯苓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苓、蒋梦麟,如联大设校长就难以轮到梅贻琦。当然论实力来说,清华是有优势的。清华、北大、南开在联大的实力相比大概是5∶4∶1,或者说是7∶5∶2。[13]然而个人的资历和声望在这里似乎更重要,而蒋梦麟则始终坚持实行常委制,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常委会主席轮流担任。三常委开始推年纪较小的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却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蒋梦麟、张伯苓因故在昆明时间有限,结果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苓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也说明梅亦尊重蒋、张两前辈。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郑天挺的回忆,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联大初成立时,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14]这是令人感动的,促成了三校的紧密团结。

当然三校毕竟是三校,人员众多,风格各异,也难免发生矛盾。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当时,梅贻琦任命联大各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竟言联大种种不公。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引争议。群无言。”[15]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的不争,顾全大局,难能可贵。在联大走入正轨以后,蒋梦麟更是无为而治,淡出了联大事务,以不管代管,放手让梅贻琦大胆管理,减少了诸多的矛盾,强化了联合、团结的气氛。即使蒋梦麟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他仍然按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从没有因政治原因聘任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这种不管的管,增强联大的团结,维护着抗战时期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

在联大走上正轨以后,蒋梦麟更加放手。每天早晨6点起床复习西文,而且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用英文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直到1943年底完成,全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早年的经历,第二部叙述留美的经历,第三、四部叙述民初的经历,第五部叙述对中国生活的看法,第六部叙述抗日战争前期的生活,第七部叙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这部自传,回顾作者自身目睹的过去五十年的中国,还追溯到自己研习过的中国悠久的历史,它已不是一个学者单纯的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几乎成为台湾农村青年人手一册的书籍。随后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版本。不过这本书由于写作时间是在西南联大建成不久的事,内容中涉及联大的史事并不太多。

从1940年以后,蒋梦麟的社会兼职愈来愈多,如1940年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行政党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1941年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后又多次出访和参与若干国际会议,没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西南联大。到1945年6月因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辞去北大校长,离开了西南联大。

然而,西南联大的光辉,仍然离不开蒋梦麟的支撑及其业绩。

注释:

[1]马勇:《蒋梦麟传》第307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2]刘宜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15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见《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4][5]蒋梦麟:《西潮》,见《西潮·新潮》第210页,岳麓书店2000年版。

[6]《第三十六次会议》(1937年12月2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3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第55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又见《云南省教育厅关于租借昆华农校等部分校舍的训令》,《我们要振作起来——张伯苓西南联大时期文选》,第70~71页,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8]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23页。

[9]《三常委关于经费困难呈教育部文》、《西南联大关于经费送教育部折呈》,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第32~33页。

[10]《蒋梦麟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50~552页,中华已书局1979年版。

[11]陈雪屏:《“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 》,见《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又见马勇:《蒋梦麟传》第323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2]蒋梦麟:《梅月涵先生墓碑文》,见黄延复等:《一个时代的斯文》第322页,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3]何兆武:《纪念梅贻琦校长》,见《一个时代的斯文》序二;又见岳南:《大学与大师》第52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14]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见《笳吹弦育在春城》第6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钱穆:《师友杂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西南联大》第5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