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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买地券探析
[作者:梁 银发布时间:2019-12-13 17:17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3期]

大理国买地券探析

梁 银

一、买地券概况

买地券是始于东汉墓葬中的迷信物,衍生于买地契约。从东汉至明清,历朝历代均有。《辞海》买地券条这样说:“买地券,又叫‘墓别’、‘地券’。以铅、砖、石、木、玉等书写或刻画死者所买墓地的四至、地价、证人和不许侵占等语,置于墓中,实为一般买地的契约。以后发展成为迷信厌胜之物,内容荒诞,徒具形式。买地券汉墓中已有发现,宋元后甚为流行”[1]。东汉多刻于长条形铅板上。三国、西晋多刻于砖上。南朝到清朝常刻于石质上,形制、大小和墓志相似。南宋多用木券,由于木券易朽,不易保存,故保存下来的仍以砖石为主。南宋时还有铁的买地券。买地券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东汉的真实向明器演变。南宋周密《癸辛杂实》记载:“今人造墓,必用地券。以梓木为主,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

买地券内容一般为二三百字。从五代到宋代,有的买地券书写格式为一行顺书,一行倒书。买地券多放于墓室内,也有放在甬道或者墓门处,意在保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及不可侵犯。自东汉晚期后,买地券与中原道教的朱书镇墓文逐渐结合,故买地券充满道教及迷信色彩,如“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为道家的“四神”。有的在买地券上还画有八卦符号及符箓,把买地券作为压胜及迷信之物。买墓地用“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也是夸大之词,实际并非如此。

虽然买地券属于道教迷信范围,但也有真实的内容,即券文的前半部分,如年代、墓主、籍贯、判断墓的年代等。这些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土地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买地券是由土地契约演变而来,它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可以买卖的事实。

至于云南历史上何时出现买地券,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云南东汉时就出现买地券,证据是1956年在昆明南郊东汉墓中出土一块刻石,刻石上刻有“直□牛五头”字样,这是买地券的证据。最早报道这件刻石的是已故学者孙太初,他在其著作《鸭池梦痕》一书写道:“1956年在昆明南郊塔密苴发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封地刻石一块”[2]。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认为“昆明东郊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立的‘买地券’,说明了当时滇池地区已出现土地买卖”[3]。著名学者张增祺也持此观点,他说:“1956年在昆明东郊塔密村东汉墓中出土一块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刻石……大意是说这块地‘直(值)青牛五头’‘北距西大道古氏’等,很可能是买地券一类的文物”[4]。

另一些学者不同意此观点,认为以上观点对“直□牛五头”解释有误。《官渡区文物志》认为:“昆明市志编辑室据新发现的墓葬情况及拓片又做了新解释,二者统一看法是,这是东汉墓地的地界标志,汉代石刻,延光四年为东汉安帝的年号。不同看法是:孙氏认为,其中有‘牛五头’字样,这是用牛买地的凭据(‘直□牛五头’)。昆明市志认为是祭祀用的祭礼(‘阜吉牛五头’)”[5]。

二、大理国买地券

截至目前,大理国时期的买地券仅仅发现3件,而且这3件都出自腾冲来风山火葬墓中,均为发掘品,可信度高,云南其他地方未发现此时期的买地券。3件大理国买地券具体情况如下:

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M124买地券

1985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腾冲县来凤山发掘246座火葬墓,其中M124出土1件买地券。这次发掘共开5×5米探方6个,发掘面积126平方米,M124位于T3中,墓坑形状近似长方形。尺寸为长80厘米、宽65厘米、深30厘米,墓口距地表55厘米,葬具为内罐1,已残,板瓦1。板瓦置于内罐北面,凸面紧靠内罐,斜立。随葬品为长方形铜片1、铜花1、圆形铁片1、料珠7、玛瑙1、海贝4、白瓷片3。

板瓦大而厚,青灰色,上宽下窄。长34厘米、宽25厘米、厚1.7厘米。保存较好。凹面有布纹,凸面从左至右有朱书文字12行,直行,行书,第1、第2行文字保存完整,2行各有18~16字,从第3行起,文字有缺失,从第7行以后文字缺失更甚,文字内容为买地券。第1、第2行文字为“维广运二年岁次己未十一月戊寅朔二十九日(1行)尔使者告墓中法主中兴内□今有大理(2行)府□□女□好生□□□死□宅屯□□□(3行)……南里地□□亡人买墓□□用青钱□□九千九(5行)□买得□□墓地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6行)□□□至玄□……(7行)”。第11行有“使者□青□□□□令”字样[6]。

从板瓦上的朱书文字看,包括以下内容:年号(广运)、年数(二年)、干支(己未)、地点(大理府)、买墓地(买得□□墓地)、钱数(青钱□□九千九□)、四至(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至玄□)等,其中买墓地、钱数、四至这些都是买地券的惯用格式和术语,无疑这件板瓦属于买地券。最重要的是第1行文字中的“广运二年,岁次己未”纪年,年代准确。广运是大理国的年号。

另外2件买地券也出自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分别为1件砖和1件板瓦。只是出土的时间为1998年。

1件是腾冲县文物管理所1998年8月在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清理了165座火葬墓,在1墓中出土1件长方形砖,上有朱书文字,首行为“维大宝八年岁次丙子六月”纪年,其余文字模糊不清[7]。有年号(大宝)、年数(八年)、干支(丙子),年代准确。大宝是大理国年号。

另一件也是同年同月165座火葬墓中的1座出土1件大理国“嘉会□年”买地券和1件彩绘火葬罐,这件买地券与广运纪年板瓦形制相同,为陶质青灰板瓦,朱书,左行,字多数不清,无法分辨,可看得出首行纪年为“嘉会□年”。此件板瓦保存完整,上宽下窄。长40厘米、上端宽26.5厘米、下端宽21.5厘米、厚1.6厘米。与此件板瓦同出的还有1件彩绘火葬罐,圈足,带盖,盖顶为圆锥形钮,盖、罐饰附加堆纹,罐身上部附加堆纹下刻一周双莲瓣纹,罐身下部、盖用红、白二色绘莲瓣纹。盖内有朱书梵文1周。通高39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5厘米[8]。

此件买地券只知有“嘉会□年”纪年,有年号(嘉会)。但无具体年数、干支。后经一些学者仔细辨认,认为是“嘉会四年”。嘉会是大理国年号。

此外《保山碑刻》一书报道说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还出土1件史梅凤墓幢,墓幢下部已经残失,仅存上部,半圆形碑额,墓幢的正面饰龙纹,背面为浅浮雕佛母坐像,碑身正面刻汉字和梵文,碑文记墓主生平,两侧面分别为祝颂词和买地券。碑文右行,字体为行书,有“大理圀公□大保……彰烈女史梅凤,吊埋促其人……十七年腊月二十五日□亲捐棺,火化南炯……”[9]

无疑这件墓幢时代为大理国时期的,文中提到的买地券,可惜没有详细报道文字,不知买地券的内容。若此买地券报道属实的话,则此买地券将券文刻在墓幢上,与碑文同为一体,这种格式极为罕见。从常理来看,买地券通常置于墓室内或甬道、墓门处,不会放在墓外,而墓幢和墓碑则相反,只会放在墓外,不会放在墓内,二者的性质、功能完全不一样。这件墓幢是否也为买地券或者买地券与墓碑的结合物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学术价值

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出土的3件大理国买地券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是:首先这3件买地券是目前已知云南较早、年代准确的买地券,由于昆明南郊出土的东汉延光四年刻石性质有争议,东汉云南有无买地券无法肯定。从东汉到南诏这段时期云南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买地券,因而这3件买地券能够证明大理国时期云南已经开始使用买地券。

其次,买地券是中原文化丧葬的一部分,最初产生于中原,以后向全国各地流传。在云南的极边地——腾冲发现买地券,说明腾冲也受到中原丧葬习俗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腾冲是这条丝绸之路西南方向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这3件大理国买地券便是南方丝绸之路腾冲站上中原文化的反映。

第三,买地券的质地有铅、砖、石、木、铁等,尚未见写于板瓦上的买地券。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出土2件大理国时期的板瓦买地券,尚属首次发现。

第四,火葬墓墓碑云南各地均有发现,大理国时期的的火葬墓在曲靖八塔台、大理大丰乐、鹤庆象眠山、通海白塔心等地均有发现,尤其是通海白塔心发现众多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墓碑,但从未见到这些墓地出土买地券的报道。

第五,大理国行政区划实行八府、四郡制度,关于八府、四郡究竟是哪八府,哪四郡?一般的说法是八府:善阐府、威楚府、姚府(统矢府)、永昌府、腾冲府、谋统府、会川府,另一府为建昌府或东川府[10],没有大理府。而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出土的广运二年买地券的第2、第3行文字中却有“大理府”字样,这与上述说法不一致。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笔者倾向于八府中应有大理府的说法,至于此说法对否?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文物出土来验证。

第六,大理国时期使用本国的地方纪年,不使用正史纪年,即宋王朝的纪年。云南的地方史书虽记载有这些地方纪年,但各史书记载的年号名称、改元时间、具体年数、干支有差别,出入不少。同时各地方史书所记的纪年错误及遗漏甚多,这些缺环和不足只能靠文物发现来逐步解决,文物通常是当时书写的,纪年一般不会错,这3件买地券在订正大理国纪年方面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云南南诏大理国纪年文物区别于其他省市同时期唐宋纪年文物的独特之处。

四、大理国年号的订正

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地出土的3件大理国买地券,分别书有“广运二年,岁次己未”、“大宝八年,岁次丙子”、“嘉会□年 嘉会四年”3个大理国年号,下面依次对这3个年号做一订正。

广运二年,岁次己未

广运是大理国第十六代皇帝段正严的第五个年号,《宋史》、清胡蔚本《南诏野史》称段正严为段和誉,元李京《云南志略》写作段政严,明杨慎《滇载记》、倪蜕《滇云历年传》、倪辂本《南诏野史》、万历《云南通志》和清冯甦《滇考》等书记载均为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立,在位40年。唯少数史书记载为大观三年(1109年),晚1年即位,如清道光《云南志钞》大理世家记:“大观三年,(正淳)传位于其子正严……在位三十九年。”胡蔚本《南诏野史》也记载为“在位三十九年”,但即位时间却为“大观二年”,此二书记载的即位、在位时间均有误。学术界通常以段正严大观二年即位,绍兴十七年(1147年)禅位为准。

段正严在位期间共使用过5个年号,《滇云历年传》有记载:“段正严立,改元日新,又改文治、永嘉、保天、广运……避位为僧,在位四十年,私称宣仁皇帝,号宪宗。”胡蔚本《南诏野史》也同。而杨慎《滇载记》、万历《云南通志》和明李元阳《南诏始末》无文治,只有另外4个年号,《滇载记》:“正严,以宋徽宗大观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广运,避位为僧……伪谥宪宗。”倪辂本《南诏野史》和阮元声本《南诏野史》二书中只有日新、文治2个年号。倪辂本《南诏野史》:“段正严宋徽宗大观二年立,改元日新,又改文治。”《云南志略》将保天写成“天保”,倒误,应是保天。同样道光《云南志钞》大理世家将永嘉写成“嘉永”、保天写成“保人”也有误。李兆洛《历代纪元编》将文治年号排在最后,文治应排在日新之后、永嘉之前,为第二个年号。5个年号正确的写法和顺序应是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广运。

长期以来,由于史书没有涉及广运的起止年代记载,文物方面也无发现,因而广运年号的具体年代一直无法确认。李家瑞先生在1958年《历史研究》第7期上发表《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一文,文中谈到保天、广运年号时,提出“保天不知止年,广运不知起年”的问题。此问题直到1985年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M124出土的这件买地券,才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可靠的文物证据,“广运二年,岁次己未”纪年有年号,年数,而且还有干支,年代准确,该年是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的第二个年号绍兴九年,也就是1139年。逆推之,广运年号的起始年代应该是绍兴八年,即1138年。相应的上一个年号保天的终止年代为绍兴七年,即1137年。20世纪初在通海白塔心又发现1件广运年号的火葬墓碑纪年文物,即青飒墓碑,上面刻有“广运辛酉”纪年[11],辛酉年为绍兴十一年,就是1141年,相当于广运四年。倒推之,广运年号也始于1138年,2件纪年文物能够互相印证。根据《云南志略》、《滇载记》、倪辂本《南诏野史》、万历《云南通志》、《滇云历年传》、《滇考》等书记载段正严在位40年,禅位给其子段正兴,段正兴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即位。换言之绍兴十七年,也就是1147年是广运年号的终止年代。因而广运年号共使用了10年,即绍兴八年至绍兴十七年(1138~1147年)。

大宝八年,岁次丙子

大宝是大理国第十七代皇帝段正兴的第二个年号。段正兴又名易长,正康皇帝,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即位,在位时间史书多数记载为25年,《滇云历年传》、倪辂本《南诏野史》、《滇考》、道光《云南志钞》大理世家、胡蔚本《南诏野史》都记载为“在位二十五年”。少数史书有别,《云南志略》记载为“在位二十六年”,多1年。阮元声本《南诏野史》记载为:“在位二十七年”,多2年。学术界一般采用“在位二十五年”的说法。段正兴在位期间共使用过5个年号,依次是永贞、大宝、龙兴、盛明、建德。道光《云南志钞》大理世家记载:“正兴立,改元五:曰永贞、大宝、龙兴、盛明、建德,在位二十五年,传子智兴而避位为僧,时宋孝宗乾道八年也。卒,私称正康皇帝,号定宗”。宋孝宗乾道八年为1172年。万历《云南通志》、《滇载记》只有4个年号,无建德年号。倪辂本《南诏野史》也只有4个年号,有建德,但无大宝年号,同时将盛明写成圣明,“段易长(正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立,改元永贞,又改龙兴、圣明、建德等年号”。学术界通常采用5个年号的说法。《云南志略》无永贞,阮元声本《南诏野史》将盛明写成圣明,均有误。《云南志略》写成天宝,此书记载“子政兴立,改元天宝、龙兴、盛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滇载记》和阮元声本《南诏野史》将大宝写成太宝,这二种写法也有误,正确的写法应是大宝,有出土文物为证。

迄今为止,带有大宝年号的纪年文物共发现4件,它们对订正大宝年号起到重要的作用。1件是楚雄姚安矣保山梵文塔砖,砖上有“大宝六年甲戌”纪年[12]。1件是1979年维修大理三塔主塔时发现的铁板上刻有“大宝六年”纪年[13]。与矣保山塔砖上的纪年相同,只是无干支。1件是1967年洱源县三营公社火焰山塔砖上有“大宝七年,岁次乙亥”纪年[14]。还有1件就是上述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出土的“大宝八年,岁次丙子”买地券。巧的是每件纪年都相差1年,并且都解决了大宝年号的相关问题。

大宝年号的起止年代多年以来都没有解决,直至1958年李家瑞先生根据楚雄姚安矣保山梵文塔砖大宝六年甲戌纪年,推之甲戌年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即大宝六年为1154年,逆推之则大宝元年为绍兴十九年,此纪年解决了永贞年号的终止年代,即绍兴十八年(1148年),也就是永贞年号只使用了1年以及大宝年号的起始年代为1149年。那么大宝年号又使用了几年?终止于何年?由于没有发现大宝后面龙兴年号的纪年文物,此问题无法解决,李家瑞先生根据阮元声本《南诏野史》:“绍兴二十五年改元龙兴”,即1155年改元龙兴,提出龙兴年号始于1155年,大宝年号终于1154年,大宝年号一共使用了6年[15]。这一观点自提出近20年文物界和史学界都这么认为。1977年张增祺根据1967年拆除洱源县三营公社火焰山塔时,塔砖上刻有“大宝七年,岁次乙亥”纪年,提出一新的观点,大宝年号在绍兴二十五(1155年)年时还在使用,大宝年号不止6年,至少有7年,阮元声本《南诏野史》的记载以及大宝年号只使用了6年的观点有误[16]。那么大宝年号到底终止何年?前后使用几年?在腾冲“大宝八年,岁次丙子”买地券出土之前文物界长期没有定论。1990年王云先生根据《滇史》的记载:“段氏十七世正兴,以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立,改元永贞,己巳改元大宝……丁丑改元龙兴”。提出己巳为绍兴十九年,即1149年改元大宝,丁丑为绍兴二十七年,即1157年改元龙兴,也就是大宝终于1156年,大宝年号一共使用了8年(1149~1156年)观点[17]。1998年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出土的“大宝八年,岁次丙子”买地券证实大宝年号使用过8年,至于1156年是否就是大宝年号的终止年代,则需要今后的文物纪年发现来验证。

嘉会□年 嘉会四年

嘉会是大理国第十八代皇帝段智兴的第三个年号,段智兴谥号功极皇帝,宣宗。《云南志略》写作政智,段智兴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即位,在位时间多数史书记载为二十九年,如《云南志略》、倪辂本《南诏野史》、王崧本《南诏野史》、《滇云历年传》、《滇考》、道光《云南志钞》大理世家都记载为“二十九年”。而明杨慎《南诏备考》、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为“在位二十八年”,少1年。明倪辂《南诏蒙段野史》为在位“二十年”,少8年。按照多数史书记载段智兴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则段智兴实际在位二十九年,上述二种说法在位时间都有误。

段智兴在位期间共使用过5个年号,顺序是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多数史书记载为5个年号,如《云南志略》:“子政智立,改元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倪蜕《滇云历年传》:“孝宗乾道八年正兴避位……子智兴嗣。智兴立,改元利贞,又改盛德、嘉会、元亨、安定。宁宗庆元六年段智兴卒,在位二十九年,私称功极皇帝,号宣宗”。其他如《南诏备考》、万历《云南通志》、胡蔚本《南诏野史》、王崧本《南诏野史》等史书也记载为5个年号。少数史书记载只有4个年号,如《南诏蒙段野史》记载:“后理国段智兴。宋乾道八年嗣位,改元利贞,又改兴正,又改加会,又改亨利,在位二十年,卒,伪谥功极皇帝”。此书除利贞年号正确外其余3个年号都有误。倪辂本《南诏野史》将嘉会错写成元嘉。

嘉会是段智兴的第三个年号,鉴于嘉会□年只有年号,无年数。若是嘉会四年纪年只有年号、年数,二者都没有干支,无法直接确定此纪年的准确年代,只能参照史书和纪年文物的年代来确定。根据王崧本《南诏野史》:“辛丑改元嘉会”。查历史年表辛丑为淳熙八年,也即1181年,这年是嘉会元年。同样此书记载嘉会后面年号元亨为“乙巳改元元亨”,乙巳年为1185年,那么嘉会年号终于1184年。也就是说嘉会年号从1181~1184年,前后一共使用了4年,文物方面的纪年证据又如何呢?大理喜洲弘圭山曾经发现1件赵兴明之母墓幢,上面刻着“元亨十一年,岁遇乙卯”纪年[18],此纪年有年号、年数和干支,年代准确。元亨十一年为1195年。逆推之元亨元年为1185年,这年干支为乙巳年,嘉会的终止年则为1184年,这年干支为甲辰年,文物方面的纪年与史书记载相吻合。相应地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墓地出土的嘉会四年纪年板瓦的年代为1184年。若是嘉会□年纪年,虽然无法知道具体的年代,但年代范围应该在1181~1184年这4年之间。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2]孙太初:《鸭池梦痕》,云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

[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

[4]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5]《官渡区文物志》,1983年(内刊)。

[6]黄德荣:《云南发现的大理国纪年文物》,《考古》2006年第3期。

[7]李正、彭华:《腾冲火葬墓考古获重要发现》,《云南文物》1999年第1期。

[8]资料由腾冲县文管所提供,特此致谢!

[9]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5月。

[10]《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11]黄德荣、吴华、王建昌:《通海大理国火葬墓纪年碑研究》,《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五辑,民族出版社,北京,2012年7月。

[12][15]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

[1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第2期。

[14][16]张增祺:《大理国纪年资料的新发现》,《考古》1977年第3期。

[17]王云:《南诏大理国年号考》,《云南文史丛刊》第20期,1990(1)。

[18]孙太初:《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跋》,《考古》1963年第6期。

〔作者单位:昆明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