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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山村支教生活杂忆
[作者:范祖锜发布时间:2019-11-29 17:12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3期]

呈贡山村支教生活杂忆

范祖锜

1962年8月,我从昆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呈贡区(1964年改为呈贡县,现在已改为呈贡新区)。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被录取分配到新建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离开了呈贡。在呈贡的18年间,先后在中心小学、村小、小学附设初中班、高中、昆师呈贡班任教。其中,1962年至1971年在马郎、野竹箐两个山区农村小学工作。这一段时间,是人生的青春时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分配到呈贡工作,我有些意外。

昆师毕业前夕,学校动员同学们(特别是昆明籍的同学)到东川市工作,说那里教育事业落后,需要补充大批教师;那里环境条件艰苦,要作好思想准备。还请来东川市教育局的领导同志介绍情况,表示热诚欢迎同学们到东川,支援那里的教育事业。学校的号召和东川教育局领导同志的殷切期望给我很大的震动。不久,我向学校领导和老师表达了去东川工作的愿望,并写了申请,交给负责毕业生分配的戴学文老师(听说这份申请还保存在档案中),随后作了前往东川工作的准备。

宣布毕业分配名单时,我未分配到东川,而是分到呈贡,确实有些意外。那一代年轻人,听从祖国召唤,服从组织分配,我愉快地前往呈贡,与同级毕业的李孟昆(普一班)、彭荣华(普六班)、王晓农(普六班)3位同学分配到马郎小学工作。

上马郎村分为大、小二村,300来户人家,位于呈贡、澄江、宜良3县(区)交界处。马郎小学位于马郎大村村边,是一所在旧寺庙基础上改建的学校。大殿改造为一年级教室,厢房和两个角落天井旁小屋改造为二至六年级教室和教师厨房,教室旁隔出4间小屋作为教师宿舍。由于经费不足,仅有两个教室装了门窗,其余4个未装。

上马郎村设马郎生产大队,隶属于七甸人民公社,海拔较高,是呈贡县的高寒山区(比起东川、会泽和省内的高寒山区,这里不算什么)。七甸的冬天比呈贡半山区和坝区冷,马郎村地处风口,天气更冷。这里有一句谚语:“热汤池(汤池是宜良县的一个地名),冷七甸,上马郎披簑衣盖篙件(破旧的棉被)。”说明上马郎是这一带最冷的村庄。冬天到来时,房顶的瓦檐挂满了冰凌条,冰雾弥漫在不大的院子中,灌进无门窗的教室里,冻得师生瑟瑟发抖。马郎小学学生来自野竹箐、松茂、马郎3个生产大队,不少学生要步行一二个小时才能到校。天冷时,远处村庄的学生为了安全,也为了避免路上被冻病,就不来上课。因此,天太冷时,一个班就只有十多人甚至几个人上课。老师们在教室里燃着柴火,同学们围坐火旁,教学正常进行。寺庙已经老旧,瓦墙之间透风。晚间办公和睡觉,只听见墙外风声阵阵、林涛回响。冬季时分,寒风从瓦檐中侵入,寒气逼人。

山区未通电,学校发给教师们每人一盏煤油灯,供晚上批改作业、备课时照明。自然谈不上收音机,更未听说“电视机”一词。每周邮递员送二次报纸,可以了解国内外大事。彭荣华同学自制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带上耳机可以收听中央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有时他让我听一会儿,可以知道当天的新闻。当年中苏大论战,我就是戴着耳机听党中央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章,伴随着雄壮的《国际歌》而心潮激荡,小小山村学校也能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人们的生活还十分艰苦。这里山高水冷,冬季难种出蔬菜。社员们每家自留地有限制,生产的蔬菜不多。因此,我们在冬季3个月很难吃到蔬菜,常常用咸菜、干菜下饭,因缺乏维生素而口舌生疮。县人委文教科(相当于今县教育局)的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只要有人下乡到马郎村,就要带些蔬菜给我们。有的学生家长也节省一些蔬菜送到学校,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初次体验到农民的淳朴、善良。学校没有炊事员,6位老师轮流做饭,每人一天,周日大家集体做。从此,我学会了淘米(淘汰米中的细石)、焖饭、炒菜。每月,要上山打柴以供炊事和烤火用,我又学会了上山砍柴、摘松球。有一次打柴回来,大家十分疲劳饥饿,平时每顿4两米的标准,那天我们每个人吃了1.6斤米做成的饭,才算感到腹中有点内容。这一顿饭差不多够今天的我吃8顿。

农村学校每年寒暑假很短,主要是春耕、秋收放两次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家中和生产队干活。30天的农忙假,教师们有10天休息,另外10天参加生产队劳动、10天集中到县城学政治和业务。参加生产队劳动,是与农民近距离接触的时间。春耕时,与他们一起翻挖田地、收割小麦、蚕豆,到水田中栽秧苗;秋收时,与他们一起收晒稻谷、运送肥料;有时,像他们一样脱掉鞋子跳进牛厩铲肥装筐。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很关心我们,常说:“老师,你们平时劳动少,不习惯,干活悠着点,别伤着身子。”听了这些关怀的话语,心中热乎乎的。在劳动中,我们体会到农民兄弟吃苦耐劳的精神,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新的理解。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又一年”的老农民,当年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一天的工分8~10分,10分工分在富裕一点的生产队可得0.5~1元,在穷一点的生产队仅有0.1~0.5元。年终分配时,劳动力多一点的人家可分到二三百元,差一点的人家工分少,分配完一年口粮后反而欠生产队粮食款。听着欠款的学生家长诉说生活艰辛,我心中五味杂陈。

农忙结束,生产队为感谢老师们10天的辛劳,专门送来几斤蚕豆、几斤豆腐、一大瓶菜籽油,表示慰问。老师们用油炸豆腐、酥蚕豆,再做几个小菜,打来几两小酒,在学校院中那棵桂花树下小酌。桂花香伴着酒香、菜香、饭香飘来,几天的疲劳扫去,心情十分畅快,飘飘欲仙,那时那景,终身难忘。

马郎小学条件艰苦。1962年夏天,中央调整各方面政策,原在马郎小学的4位呈贡籍教师调回他们家庭所在的村庄任教,只剩马郎本地的2位教师和一位家在可乐村的李本智校长。若不补充教师,学校无法上课。我们4位同学到马郎任教,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艰苦的条件和学生极低的文化水平,我们曾一时难以适应,产生过动摇。但是想想自己表过的决心,想想这些淳朴农民对老师们的真诚信任和迫切希望,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在学校认真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翻山越岭到学生家中家访,与家长密切配合,做好思想品德教育;开展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开办扫盲班,为生产队扫除青壮年文盲出力;推动村里平整出篮球场,山村举行历史上第一次篮球比赛;协助村中开展文艺活动,演唱花灯小调。县文教科也十分关心学校建设,陆续拨款为全部教室装好门窗,新添了课桌椅。购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用再靠戴耳机听广播了。

1964年,我教的学生毕业。黄土沟、野竹箐、李家庄等几个小村庄的学生考入呈贡县中学,成为他们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代中学生。1965年,马郎小学被评为呈贡县和昆明市文教战线的先进集体,彭荣华被评为先进个人,代表学校出席了呈贡县和昆明市的文教“先代会”,受到市、县领导机关表彰。他还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导主任。

1965年,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教育事业也迎来发展的新机遇期。松茂、野竹箐两个大队原来只有初小,五六年级必须集中到马郎小学上课,路程远,不方便。文教科决定在松茂、野竹箐两个大队办高小班,由马郎小学派两位教师前去任教。此时,我已经适应了山村生活,就请求到野竹箐小学工作。

野竹箐大队是呈贡县最边远、最贫穷的一个大队。马郎大队300多户人家,主要分布在马郎大、小村,一个村近200户,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昆明通往宜良的公路旁;野竹箐大队200多户人家,却分布在7个小村,除胡家庄外,一个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野竹箐村在7个村中位置居中,所以大队部设在此村,并以村名命为大队名。这里不通公路,更为闭塞。村庄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村民们的祖先原居住在滇东北穷山恶水间,无法生存而逃到此地落脚,建村立户,繁衍生息。野竹箐村只有20多户人家,却分散在四五个小山坡上。

我对这个村并不陌生。在马郎小学任教时,曾到野竹大队几个村庄作家访,认识道路。学生中有一位是这个村的,他考上呈贡中学。8月下旬的一个日子,我背上行李,翻过一座山来到野竹大队。大队支部书记胡从康热情接待我,反复表示歉意,说:“野竹大队穷,上级也暂时未拨经费建盖校舍,只能将就一下,让学校开起课来。以后条件会改善的。”一个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住茅草房,且面积不大。村中唯一的简陋瓦房是生产大队会议室和一小间办公室兼卧室。为了及时开课,胡书记等大队的领导同志动员野竹小队把村中最大的一间公房——生产队的牛厩让出来,把牛分到各家各户饲养。扫干净牛厩,搬来县上配置的粗糙的课桌椅、黑板,牛厩就变成教室。1965年9月1日,野竹大队第一个高小班开课,野竹小学诞生了。从此,野竹大队所属的李家庄、王家庄、黄土沟、太阳沟、胡家庄、三十亩、野竹箐等7个山村的学生可以在本大队内上高小,不必去马郎小学。小小的野竹箐村不仅成为全大队的政治中心,也成了文化中心。

在野竹大队,遇到一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胡从康。胡书记解放前被抓兵送到东北战场,在长春起义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在战场上被美军炸弹震坏了耳朵,复原回乡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诚心诚意为家乡父老服务。我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家在胡家庄,常住在野竹大队队部,在队部小厨房与我共吃一锅饭。我们向附近村民买蔬菜,有时要到近10公里外的阳宗、七甸街子买蔬菜。胡书记也常常从家中带来蔬菜、洋芋、干豆、咸菜,不收一分钱。有时带我上山挖魔芋,回来自制魔芋豆腐;有时到村边的池塘中钓鱼,改善伙食。为了我有备课的地方,他把兼卧室的办公室腾出地方安上我的床,与他同住一室,办公桌让给我备课批改作业。他公务繁忙,处理大队事务的地点改到会议室。很多个晚上,我在油灯下备课,胡书记端来一盆热水说:“老师,洗洗脚,该休息啦!”我一个山村小学教员,竟然享受党支部书记端洗脚水的待遇!有的夜晚,他和村中青年打着手电筒到山沟里逮石蚌(一种天然生长的、比今天人工饲养牛蛙大得多的小动物。当时无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村民们捉来食用,补充动物蛋白)。煮熟石蚌后,小青年来敲我的窗口,说:“老师,吃石蚌了!”我放下手中的备课本,与书记和青年美餐一顿。

我和学生们以及野竹大队的乡亲们相处融洽。孩子们淳朴、善良,又十分勤劳、坚强。他们既要完成学业,还要帮助父母做家务:打柴、割猪草、放牛羊、种菜、带弟妹。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很好的学习成绩,几个村都有同学考到呈贡中学。后来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会计、拖拉机手。我经常到各村去家访。一路上,孩子们为我掐蕨菜、摘马缨花,这些山茅野菜很适宜食用。阳宗海边的三十亩村,一听就是个山地很少的小村庄,却是个十分幽美的世外桃源:村边山麓有一泓清泉,泉水流经村中每户人家,出门就可以洗菜;房前屋后种满各种果树,树荫轻笼水渠,清澈的泉水缓缓流过;泉眼处安装一台水磨,那时不通电,乡亲们靠水磨碾谷米;在泉水的冲击下,水磨下的木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这个村的几个孩子成绩特别好,毛笔字有模有样。他们带我到阳宗海边捉螃蟹,划船到海中钓鱼,天气好的时候还下海游泳。那时的阳宗海,水质不亚于抚仙湖,人潜下去几米,船上的人还能看得清清楚楚。到这个村家访,当晚回不了野竹小学,就住在学生家。月亮圆的时候,推窗可以看到月光洒在平静的阳宗海面上,粼粼波光和对岸黝黝山影,让人充满遐想,仿佛进入神话世界。多么美好的村庄!

我的教室门口是一个小广场。晚饭时分,人们爱端着饭碗来此闲聊,国家大事,村中琐事,无所不谈。谁家要起房盖屋、谁家要办喜事丧事,谁家妯娌吵架、谁家婆媳不和,谁家猪肥了、谁家的羊跑了,某个伙子看上某个大姑娘、某家男人与某家女人“有一腿”……天南海北、无拘无束,说完哈哈一笑,各回各家。我从中了解了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阶层关系、民间习俗、乡土文化甚至宗法制度。

学校就这样,与乡亲们一墙之隔都没有。他们来找我谈天说地、写对联、写信、上昆明代买生活用品。孩子上学要有名字了,父母不会取名,来找我取名。有一次县电影队到村中放电影,这可是山乡一年只有一次的文化大餐。6个村子的人准备翻山过来看电影,野竹箐村民更是占有地利,早早把好位子。吃完饭后,放映员小唐打开电影放映机,拿出电影胶片,启动简易发电机,作映前准备。此时发现,把银幕带忘了。村中尽是茅草屋,无钱买石灰粉墙,把电影放到红土墙上,人们无法看。回县城拿银幕,往返要七八个小时,根本不行。小唐急得满头大汗。我突然想,我的棉被里子是一大块白布,挂在墙上可以充当银幕。小唐一听,觉得是个办法。我们赶快拆了被子,让几个小青年找来绳索和木钉,把白色的被里子挂在墙上,作银幕勉强可以了。夜幕降临,四乡八寨的村民赶到野竹箐,坐的、站的,爬在树上的、爬在屋顶的,或嗑瓜子,或吃自产水果,或打情骂俏,或闲话家常。放映机一开,全场肃静,人们津津有味看渴望已久的电影。整个大队像过节一样。小唐送了一口气,感谢我救急,帮他解了围。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胡书记和队干部们也十分高兴。

野竹大队7个村,地处呈贡、宜良、澄江3县结合部。1958年初调整行政区划时归属于呈贡县,为七甸公社下辖的生产大队。人们到公社交公余粮、办理各种手续和事务,必须翻山越岭,一天办不完要两天,很不方便。当时,三十亩村要求并到临近的宜良县,胡家庄、王家庄要求并到澄江县。因这3个村在阳宗海边,可以用船把公余粮交到宜良县的汤池公社、澄江县的阳宗公社,不必挑着沉重的粮食爬陡坡、长途跋涉到七甸,也不用人背马驼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运回本村。3个村的人进行串联、写好请愿书,推荐代表送到五华山省人民政府(当时叫“省人民委员会”)。这下闯了大祸,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派了几车部队的战士,架起机枪包围了村庄,抓捕首犯。后来,首犯被判刑,对众多从犯也作了管教等处理。从此,这3个村的人不是被关、被管,就是与反革命事件有牵连,村中多年来无一人参军升学。我到村中家访时,大娘们悄悄向我吐露真情,觉得十分冤枉。我听后很难受,私下表示深深的同情,但也不敢多言。大娘、大爷们知道我的态度,多了几分亲近。“文化大革命”中,县革委政工组组长李光忠同志借调我去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大会”的典型材料。他是十四军一位正营职干部,办事干练公正。我冒昧地向他谈了三十亩村的所谓反革命事件,他进到该村作了调查,也表示了同情。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要翻案是不可能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又向几位县委领导反映情况。80年代初,在各级党委的关怀和主持下,三十亩、胡王二庄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平反时,当年被判刑的青壮年早已刑满释放,成为留队生产人员;他们回到家中,垂垂老矣!三十亩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平反的消息,我无限欣慰,又为这些曾身陷冤狱的老人暗暗心中流泪。

在野竹箐工作的6年,环境宽松,心情舒畅。这里远离县城和公社机关,也就远离了权利中心和政治中心。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里虽然不可能置身度外,但受政治干扰较轻。野竹小学不是中心小学,是村小,只有我教一个高小班,还有一位杨姓民办教师教本村的初小学生。我与杨老师兄弟相处,互帮互学,不必像中心小学那样要与多位教师协调关系。胡书记和其他大队干部没有把我视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是视为可信赖的知识分子,感谢我到偏远山区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培养山区建设人才。乡亲们把我视为朋友,甚至亲人,常常说:“孩子交给你啦,任你骂他们、打他们!因为你是为我们好,为孩子好。”在不少人家的家堂上,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牌位。在他们看来,“师”是要天天供奉的。

在野竹6年,加上马郎小学3年,9年间也是我读书较多的时期。边远山区干扰少,时间充裕,可以背诵先秦诸子、汉唐文章,背诵《诗经》《楚辞》、唐宋诗词,打下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又读了一些中外名著,拓宽视野,提高文化素质。“文革”初期扫“四旧”,我的一百多册书上交后不知所终。所幸我耍了点小聪明,私藏了一部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四册)、艾思奇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尾随群众运动之余,偷偷读上几页。当时,拼命读书,曾有过“成名成家”的思想,但主要还是一种爱好和习惯,一种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乐。传统的家学渊源,师院附小、昆八中、昆师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养成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爱好和学习习惯。当时,不敢有考大学的妄想,更没有听过“研究生”“研究人员”等概念。未曾料到,山村小学工作期间学到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后话。

1971年8月,县上把我调离山村,到滇池边的大渔小学任教。送别时,一位大娘说:“这位老师是在我们山里长大的。”的确,17岁半到山区工作,是个毛头小伙;26岁半离开,个子长高了10多厘米,儿子刚刚出生,初为人父。在这里,我认识了中国农民、农村。懂得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坚毅、淳朴、善良,懂得了中国农村地位的重要,懂得了中国农村工作的艰辛,懂得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我也积累了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向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学到了做人的基本之道。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可爱的山村!祝愿你们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