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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风土记》探微
[作者:任程亮 王丽嘉发布时间:2019-10-22 16:44来源:昆明市志信息网]

《西南夷风土记》探微

任程亮 王丽嘉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加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影响,中国文人酷爱游山玩水,因此,大量丰富多彩的游记应运而生。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吸引着众多人前往。而且,由于云南地区时常发生叛乱,跟随平叛或戍守军队前来的文人也留下大量游记。明朝时期,就有《云南西行记》《百夷传》《滇行纪略》《使缅录》《滇行纪》《西南夷风土记》等十余种涉及云南地区风土的游记。

一、朱孟震与《西南夷风土记》

朱孟震,字秉器,明江西新淦荷浦乡人,麻阳县知县朱瓒之子,隆庆戊辰进士。历南雍、南北部郎,后出任重庆府僉事、潼关兵备副使、四川按察使、贵州左布政使。万历十九年(1591)润三月,为右副都御史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同年十一月,因疾而去。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任兵部侍郎。朱孟震为官清廉,政绩显著。出任重庆府时,“接济饷千余缗”[1],时人称其清廉。任职潼关期间,时值歉收,除向流徙而来的灾民施粥、发放粮食,还在春天播种时期,以自己的薪俸购买粟种发放给灾民。担任四川按察使期间,因四川人民苦于采办,奏请罢免三分之一大型土木工程,并且平定川西叛军。贵州左辖宣慰安国亨“素来狂悍,为边患”[2],朱孟震任职贵州期间恩威并施,国亨大惧,边患除。其所著书籍多为旧闻轶事、评论诗文、考证典籍并且颇为喜欢谈论神怪,著作主要有《秉器集》《汾上续谈》《浣水续谈》《河上楮谈》《游宦余谈》《玉笥诗谈》《停云小志》等。

《游宦余谈》记载之内容为朱孟震为官期间所见所闻,其所录多为琐事,盖杂记也。初为五卷,后合为一卷,《西南夷风土记》二十六条内容颇为详细,附于卷末。《西南夷风土记》有《学海类编》和《丛书集成初编》两个版本。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之序言中提到未到过云南,但是其书中所记内容颇为详细、真实,故关于该书作者存在两种说法。《学海类编》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以朱孟震为该书撰写者。据范秀传主编《中国边疆古籍题解》,“作者万历十四年(1586年)任四川按察使时,曾游历缅甸、木邦、孟养、孟密、蛮莫等地。根据亲身经历,分别记载了所到之处的天气、风气、地理山川、花草鸟兽、饮食生活、婚姻俗尚、土特产品等,对明朝初年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记载颇详。”[3]在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认为,该书所记确实可信,当为亲身经历者所记载。而朱孟震在序中所说“据传闻而载记之”这一说法“恐亦未尽确实矣”[4]。故方先生认为《西南夷风土记》“盖孟震得之,录入《游宦余谈》,而削去作者之名耳。”[5]该书据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之考证,作者应于甲申岁初至蛮莫,万历四年后至边境地区,万历十一年随刘綎出征,于万历十二年除夕到达沙木笼山,且随刘綎举威远营。又书中蛮莫记载甚祥,当为作者“居蛮莫时所著”[6]。万历十一年(1583年),朱孟震任四川按察使。又“邓子章《西南三征计》曰:‘万历乙酉(十三年)十二月,檄右布政朱孟震主君。’又《明史·刘綎传》万历十三年后,刘綎移军四川。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一五《刘綎传》曰:‘会四川总兵万厘罢,即以綎代。’是时朱孟震参与兵事,与刘綎有交往,故疑在刘綎幕僚,曾至蛮莫,作《西南夷风土记》者,以其书示朱孟震,孟震得之,乃附录于《游宦余谈》”[7]。

二、《西南夷风土记》所载地理环境

西南夷是两汉时代对分布在今天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和西部以及甘肃南端、广西西端部分正式纳入郡县制范围地区内众多少数民族的概称。有关西南夷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司马迁首次以“西南夷”这个名称称呼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此后西南夷就成为这一地区的官方称谓。东汉班固撰《汉书》,将西南夷部分并入《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并补充了西汉后期、王莽时期至东汉光武帝中兴这段时间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到南朝时期范晔编撰《后汉书》,基本沿袭了《史记》与《汉书》的体例,对西南夷地区的历史作了记载。在之后的史书之中,西南夷这一称谓仍然经常出现,明人朱孟震撰写《西南夷风土记》,清代魏源著有《西南夷改流纪》等等,可见古人对于西南地区的记载从未中断。

书中所记地域范围甚广,包括缅甸、木邦(今缅甸新维)、孟密(今缅甸掸邦北部蒙米特)、孟养(治所在今缅甸孟养,辖境相当于今缅甸八莫)、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在内的广大区域,东面与中原相通;西面靠海,去天竺仅一月;北面与吐蕃、羌戎相接,因由于山势险峻,虽能相望,但不相通,亦不相知;南面到达海边,与暹罗(今泰国)相邻。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云南南部、缅甸、老挝北部地区。金沙江从该区域内穿行而过,会大盈江、龙川江、喇乃江、木邦江、虎人江、温板江,最终流入南海。区域内“四时皆热”[8],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区,高温多雨。处于热带雨林区,由于人口稀少,森林区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因而植被茂密,树木高大,百尺之高的树木众多。森林茂密,气候炎热,致使动、植物尸体腐化,产生瘴气,在夏秋两季最为严重,三宣(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蛮莫(今缅甸八莫附近地区)、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等区域皆瘴厉毒恶。在草木、鸟兽、五谷三个条目中记述了该区域与中原之异同,着重详细记述其不同之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风俗习惯的形成与该地的气候、地形、物产等有极大的关系。书中记载,该地区气候炎热,地界广袤,多悬崖峭壁,夏秋多瘴气等众多地理因素,这也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特殊的风俗、生活习惯形成因素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且在书中提及众多西南所特有产物,并与中原地区的物产做比较,这对我们了解明朝时期中原与西南地区物产区别也大有益处。

书中记载西南地区气候、风土、鸟兽、虫鱼、树木、五谷、物产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所记载之鸟兽,大部分是其地特有之动物,如鹦鹉、孔雀、大象等。书中对于个别奇珍异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缅甸有鸟,其鸣似鹤”[9],翅膀大如鹅,可以飞行,但无法远飞,不食庄稼、生虫。在物产方面,书中记载西南夷地区物产丰富,盛产宝石、金银、玉石、象牙、茶叶等等。

三、《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的少数民族种类与风俗习惯

西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上主要有夜郎、靡莫、滇、邛都、嶲、昆明、笮都、徙、白马等。明朝在西南地区仍然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西南夷风土记》“种类”一条中记载:“种类,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缅、曰僰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棱子、曰遮些子、曰安都鲁、曰牛喇嘛、曰孟艮子、曰赤发野人。”[10]可见,明朝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种类众多,时人对于少数民族的认识比起以往更加细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政府对于西南地区控制更加深入。在该条中不仅对少数民族的种类有详细的记载,还对各民族的服饰、纹饰等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如“三宣官目,须发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秃头,戴六舍五彩尖头夷帽。其余部夷,男髡头,长衣长裙;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无贵贱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齿成黑色。”[11]可见同一部族,身份地位的差别使其服饰、纹饰存在不同之处。此外,还详细记述了缅人、得棱子、遮些子、孟艮子、赤发野人等部族的服饰与风俗习惯。该书中还记有有关于西南少数族群地区的饮食、居所、婚姻、信仰、礼节、服饰、岁时等方面的内容,较全面的反映了当时西南地区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

对其所食所饮以及吃饭方式文中记载,“蒸煮炙煿”[12],以蒸、煮、烤、煎、炒等方式制作食物,与中原地区相同。食烧酒,饮谷茶,米饭为糯粮。吃饭时不用筷子、勺子,“以手抟而啮之”[13],今中国云南地区部分民族仍保留着手抓饭的饮食习惯,傣族的手抓饭更是特色菜肴。而不同地区,其饮食习惯存在差别。自孟密以下所食为树酒(棕树叶与果房的浆),“煎以为饴”[14]。枇杷煮之,味道如烧酒,亦会醉人。且“昆虫、蚱蜢、蜗蜒之类,夷人皆生啖,云解烦热。”[15]许多饮食习惯延续至今,在今云南地区部分民族仍旧保留有吃昆虫的饮食习惯,“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条便是“蚂蚱能做下酒菜”,将蚂蚱等昆虫油炸之后,便是香脆可口的下酒佳肴。该书中关于饮食习惯的记载有助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在居住习惯方面,明朝时期居住的竹楼,现如今在傣族地区仍是主要的建筑,因信仰佛教,在城中所建金殿,现在也仍然是傣族地区的特色。由此可见,许多饮食习惯、居住习惯延续至今,这有助于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饮食文化和居住特点的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延续性传承性的重要史料。

在婚姻方面,在该书中对婚姻的记载并不详细,但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信息。“先嫁由父母,后嫁听其自便……同姓自相嫁娶,虽叔侄、娣妹,有所不计。”[16]由此可见,在婚姻方面,女子可以改嫁,没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且叔侄、娣妹之间可相互嫁娶。此外,盛行一夫多妻制,“贫者亦数妻,富者亦数十,官舍目把动以百计。”[17]没有同姓不婚的传统,说明当时少数民族的婚俗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是先嫁由父母,后嫁听其自便等又体现了其婚俗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一面。由于土地肥沃,米、棉等物价格便宜,无饥寒,因而在家庭中,女子操持家务,男子疲懒。

在信仰方面,俗尚佛教,也信邪术。佛教发源于印度,印度阿育王时期(前269~前232)佛教向外传播,在东南亚地区最先传入锡兰孔雀王朝(今斯里兰卡),后逐渐传入缅甸、暹罗、云南等地。如今在缅甸、泰国、老挝、云南西双版纳等地佛教信仰多为小乘佛教。据《西南夷风土记》记载,该区域内民众多信仰佛教,常诵经,不杀生。佛教寺塔遍布村落,形成村村有寺庙的景象,由此可见,在明朝时期,该区域内民众信仰佛教是一普遍现象。在该书中对人民崇尚佛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内容涉及其在佛教影响下的生活习惯,如诵经、不杀生等;其次对佛寺有较为具体的记述,佛寺、佛塔众多,且多以金饰之,极为壮丽,寺庙周围有池塘种芙蕖。且有关于唐僧西天取经之传说,境内有晒经台、流沙河还有唐僧取经路过借宿的寺庙。在该区域内巫术、邪术信仰亦是存在的。“邪术”一条中提到,“三宣有曰卜思鬼”[18]为妇人习之,夜晚化身为猫犬,潜入别人家中,遇到生病之人,舔其手足或者口鼻,摄取其肉于水中,化为水蝦。“蛮莫之外有地羊鬼,髡头黄面而貌陋恶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换人及牛、马五脏,忤之必被其害。”[19]

四、《西南夷风土记》与西南夷地区民族关系

明朝在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方法在继承元朝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过:“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20]因此明朝政府对于西南边疆地区采取了设置卫所与任命土司、土官相结合的治理办法,使得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大大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比之以前更加密切。《西南夷风土记》之中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区域内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贸易的内容,是研究明朝时期中缅边境民族关系的重要补充资料。

(一)明朝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

明朝建立以后,在元朝设置的行政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为消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把元朝时期所设的行中书省改设三司:一曰承宣布政使司,二曰都指挥使司,三曰提刑按察使司。[21]在云南,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22]根据《明史·地理志》和《明史·土司传》的记载:“明朝政府先后在边疆地区设置麓川平缅宣慰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密宣抚司、蛮莫安抚司、缅甸宣慰司、底兀剌宣慰司、大古剌宣慰司、底马撒宣慰司、孟艮御夷府、车里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等。”[23]

明朝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在平坝地区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和内地一样的统治机构,分别设立了路、府、州、县,由中央直接任命流官。在土司势力较弱的地区实行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中央力量无法企及的地区实行土司统治。明王朝通过任用土司土官来对包括云南在内的各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统治[24],在《西南夷风土记》中对明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土司的具体情况记载不多,仅记载明朝将西南地区纳入版图之后,立其酋长为宣慰、安抚等官,治理其地,交纳贡赋。六宣慰为车里、老挝、木邦、八百、孟养、缅甸,干厓、陇川、孟密为三宣抚。在三宣六慰地区以明朝的纪年为标准。由此可反映出,明朝时期对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以及西南地区与中央的从属关系。

明政府任命土司对其治下的治理措施在其中亦有体现,在《西南夷风土记》中“治理”一条中记载明朝时期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措施以及当地官员对犯罪者的惩罚措施,土司处置犯罪者“其法惟杀戮与刑赎二条”[25]。罪重者杀之,其余的量其所犯罪责大小而惩罚,但是由于当地人尚佛,若犯罪后出家为僧,则不治其罪。且犯重罪当死者,不加刑罚,只是用一小舟,舟上放食物,让罪人乘船出海,任其漂泊,获救者亦不再敢返回故乡。“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26]这段材料可作为土司治理其管辖地的人民时,仍以旧习惯法来处置犯罪之人,该地区并未进入中央王朝的法治体系之内。也可见,当时边区民族地区惩治罪人的措施是比较原始的。本书也是了解当时该地区法律制度的重要材料。

(二)明朝西南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各地其他民族之间广泛存在贸易关系。各少数民族与明王朝之间的朝贡与回赐关系只是民族间贸易交往的一个侧面,民族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依赖民间的贸易交往。在《西南夷风土记》中“交易”一条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之时间、计量单位以及描述了“商贾辐辏”[27]的交易盛况。五日一市或十日一市,而孟养地区由于矿产资源丰富,贸易交往活跃,市场开放频繁,每天都有小市,五天还有一大市。交易中不用升、斗、称、尺等计量单位,“度用手,量用箩,以四十两为一载,论两不论斤,故用等而不用称”[28],以铜为钱。在该书其他条目中亦对民族间的交往有其他记载。所用器具,如陶、瓦、铜、铁等,尤其善于使用采漆画金,其工匠都是广人。并且将这些器具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交往。而其他地区前往西南地区的人数众多,“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29]江头城为缅甸中部主要城市之一,当水陆要冲,是古代由云南进入缅甸的主要通道。《元史·外夷列传三》载,“尝谓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界,俱会缅之江头城。”[30]明朝时期,在缅甸江头城外的大明街,数万来自福建、两广、四川等地的经商、游艺者在此汇集,可见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民族间交往的盛况。在部分区域,有些部族与华夏杂居,逐渐同化与华夏之中。“蒲人、僰人、阿昌在邦域之中,杂华而居。”[31]蒲人、僰人、阿昌中有读书考科举者,有通过纳粟来换取吏目之职的,这些部族民众开始进入中央王朝的官僚体系之列。而与华杂居,致使部分部族的婚姻习俗也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中缅人民之间文化联系密切,范围很广,数量很多,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跨民族的交往中,不仅各民族能从中获益,不断增进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而且民族间频繁的贸易交流也有助于增加政府税收,增强中央王朝与民族间的交流,增进民族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各族之间的交往与杂居也使得部分区域的部族逐渐加强与华夏族之间的联系,其文化与习俗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种千百年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研究中缅边境友好关系以及经济交往。

五、结语

游记是游者依据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写成的,有其独特的价值,其在地理、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西南夷风土记》全文不足五千字,共分为26个条目。条理清晰,前后关联,语言质朴。书中所记载之内容,为著者亲身经历之后写成,无夸张放大之言,内容多翔实可信。《西南夷风土记》现在只是作为史料使用,并且运用较少,对其价值缺乏研究。本文旨在通过介绍《西南夷风土记》所记载之内容,让读者能够充分了解这本著作,并尝试分析《西南夷风土记》一书在明朝云南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第一,是研究云南傣族地区历史的补充资料,可详正史之略。该地区处于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北部地区,处于边境地区,古代基本隶属于内地府、州、厅、县,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没有形成系统的地方史志书籍,对该区域的文字史料记载相对较少。《西南夷风土记》涉及社会多个方面,有助于了解明朝时期该书记载地区气候、山川、民族、物产、风俗、生活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详细。通过该著作可以深入挖掘明朝时期该区域内地理环境的情况、民族文化与习俗、民族关系的现实情况,是研究明朝万历年间该地区风土人情、政治习俗、山川特产、环境变化、民族关系变迁等方面内容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现今对云南地区历史研究主要还是以正史、地方志等文字史料为主,这些古籍所记载的内容多为一国一省或一州一县之事,宽泛简单,且偏重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内容的记述。而《西南夷风土记》不拘泥于传统史籍记载的窠臼,记述内容多为风俗地情,丰富细致,可作为补充材料使用,丰富史料内容,而且可与其他史籍相互印证,订正讹误。

第二,《西南夷风土记》中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民俗是一定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融合与结晶。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资料的收集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但是深入研究民俗文化的延续发展,就需要通过古代文献资料来进行。古籍记载云南与缅甸、老挝边境地区的史料较为稀少,主要存在于《使缅录》《滇考》《缅甸始末》《殊域周咨录》《百夷传》《西南夷风土记》等文献之中。而《使缅录》《滇考》等文献记载主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活动的相关记载,其记载内容多为大军平定叛乱的经过、官员进行纠纷调解的事宜以及明王朝的设治、管理,文中极少涉及与民俗相关的内容。《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区域民族饮食、建筑、婚姻习俗、宗教信仰、时令等民俗内容,当时的民俗在书中基本都有记载。该书记载区域内明朝时期民族“以手抟而啮之”的吃饭方式、吃昆虫、嗜酒的饮食习惯、佛教信仰等民俗仍然可与现在该区域内的民众生活习俗联系起来。《西南夷风土记》不仅丰富了傣族地区民俗研究资料,还丰富了明代云南民俗研究内容。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的当下都终将成为过去。古籍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点契机。由于《西南夷风土记》所载区域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专门记载该区域历史的文字史料不足10本,《西南夷风土记》在其中算得上是记载丰富,且其记载的民俗内容更是独一无二。该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些明朝时期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北部的历史面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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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142

[21][2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23]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212-214。

[24]李世愉《明朝土司制度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01):36-43。

[3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217《外夷》,北京:中华书局,2000:3116.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