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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考述
[作者:王先安发布时间:2019-10-16 14:21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3期]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考述

王先安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是云南在北京建立较早的同乡会馆之一,由云南同乡共同祭奠赵譔而逐渐演变为云南会馆。由于时间久远保存文献资料有限,今人关于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建立、名称及演变等问题模糊不清。本文根据前人研究与新发现的碑刻拓片史料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述。

一、赵譔与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

明清至民国云南在北京有会馆及附产二十余所,其中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的创建与其他会馆有所不同,该会馆是因祭悼崇祯甲申(1644)殉难的云南昆明人赵譔发展而成。

1.赵譔生平述略

赵譔,字镇所,云南昆明石虎岗人,天启丁卯(1627)举人。“性端方,有勇力。”[1]曾任贵州龙泉县知县,“值白莲教倡乱,盗贼并起,苗蛮乘间作乱,譔率勇士剿平之,抚顺苗蛮。又于上元夜设据张灯,诱贼人城,密调勇士,执铜锤击杀之。”[2]赵譔知龙泉时,史载“政以肃成,不避强御,吏惮民怀。”[3]崇祯十六年(1643),以政绩卓异,擢四川道御史。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陷京师,赵譔“巡视中城,捕贼谍斩之。”[4]城既破,譔率民众战于白帽胡同,力尽,为贼所获,骂贼不屈,中贼刃而死,其仆恭负尸葬于愍忠寺西,长子赵从德亦随殉难。

顺治十年(1653),将前明甲申殉难诸臣范景文等十九员给谥赐祭。雍正元年恩诏敕建忠义孝第祠于学宫门,立石碑一道,将前后忠义孝悌之人刻姓名于其上,已故者设牌位于祠中,每年春秋致祭。[5]“时党人气盛,公以边远士,未及攀跻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赐谥,皆未之极。”[6]

乾隆四年(1739)四月十一日,协理山东道事贵州道监察御史傅为詝奏请为赵譔赐谥,奏言“明季殉节诸臣赠官赐谥者甚多,滇南僻壤,名节自励,蒙难不屈者亦均得赠谥,载入史传。独有遗漏,未获谥典者。……今赵譔杀敌致果致命,遂志与张巡之嚼舌穿龈,颜真卿之握拳透掌,英风义烈,髣髴相似,而身后之名未显,窃虑年深日久,淹没不章,我皇上旌奖忠良,表扬幽侧,千载一时,伏恳勑下礼,臣议覆锡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报,异世余荣,既慰忠魂亦励臣节,其有裨风教非浅鲜也。”[7]乾隆皇帝朱批礼部议奏,礼部议覆“应如御史傅为詝所请,遵照顺治十年(1653)之例,将譔加恩赐谥,以彰忠节。”[8]谥号交由内阁拟进御览。乾隆四年(1739)七月二十七日内阁拟谥旨用“忠愍”字样,并遵照雍正元年(1723)恩诏例,将赵譔设位于忠义孝弟祠内,每岁春秋致祭以光祀典。

目前由于发现关于赵譔的生平事迹史料有限,较为详细的则为殉难与封赐史料,其他的为官经历、政治活动及生平事迹的史料不仅保存少,往往还只有寥寥数语,因此现存的史料不能系统勾勒出赵譔整个人生轨迹。

2.赵譔与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

赵譔甲申(1644)殉难,云南“同乡同官考其殉难遗迹,共申祭奠,追仰风烈。”[9]后又于墓前观音堂西偏设木主以供同乡祭奠,至乾隆辛未(1751)云南同乡商撤长椿寺旧馆的材料,建立了赵譔祠堂,因此赵譔墓前才有专祠。来京的云南同乡越来越多,并不忘追思祭奠前贤英烈,导致祠堂不断扩大逐渐发展为云南在京师的重要会馆之一。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是因赵譔在事变中英勇杀敌阵亡、在同乡后学追思纪念渐渐形成,与其他会馆为解决同乡试子进京寓居不同,可以说如若没有赵譔不屈气节,就不会有该会馆的产生。赵譔的杀敌致果致命,忠烈之报得到了清王朝与社会的认可,傅为詝乾隆二年(1737)为其请谥,四年(1739)乾隆皇帝赐谥“忠愍”。当时士大夫、文人名士则挥笔为其写下了赞颂的大量诗文,收录在《景忠集》的有六十一人、六十八首之多。

二、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建立与名称考述

法源寺前街,明代称悯忠寺,清代称白帽胡同,1912年改称法源寺前街。崇祯十七年(1644),赵譔殉节于此。清初,云南同乡在赵譔墓前兴建祠堂,以追仰风烈。时间既久,赵譔祠堂逐渐演变成为云南会馆,亦称“景忠祠”,但是人们仍然习惯性的称为“赵公祠”。

1.关于法源寺云南会馆的创建考述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的史料没有得到系统完好的保存,现存的相关史料也较为的零散,因此关于该会馆的创建时间也模糊不清。在许多的记载或是研究里都没有确切的北京法源寺前街创建的时间,仅见《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北京的会馆》《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等认为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创建时间是乾隆二年(1737),而该会馆记载较早的史料如《请谥疏》《皇清赐谥忠愍前明御史赵公神道》《新置云南会馆记》《景忠祠记》《重修景忠祠前观音堂记》《忠愍公遗像记》《经理会馆条规序》、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啸亭杂录》等都没有准确的记录该会馆的建立时间。《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北京的会馆》《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等书认为该馆创建于乾隆二年(1737),但都没有详实的史料与系统的论证,因而对该馆的创建于乾隆二年(1737)的观点仍然值得商榷。

关于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较早的记载有乾隆二年(1737)《请谥疏》载“崇祯甲申(1644),闯贼陷京师,譔率家人巷战,骂贼不屈,被杀,……同乡同官考其殉难遗迹,共申祭奠,追仰风烈。”[10]乾隆三年(1738)《景忠祠记》载“冢前旧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断,谢谕德昆皋率后学剧金寘石署其名,冢前有祠久而圮,乡后学约剧金修之。”[11]乾隆四年(1739)《皇清赐谥忠愍前明御史赵公神道》载“甲申(1644)殉难,墓在祠后。乾隆四年(1739)赐祀,勑祀贤良祠。”[12]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景忠祠前观音堂记》载“明侍赵公譔死流寇之难,滇后学即公墓所祠儿而祀之。……盖设木主于观音堂之西偏,故太平之任君天相疑未称也,商撤长椿寺旧馆之材作祠堂,后于是忠愍始有耑祠,迄今二十余年,而堂就圮矣。礼窃维先辈深意,假佛堂以祀先烈,俾缁流得焚修地,籍职扫除,而乡后进游京师者,虽去住居常,皆得以时暂谒志景行焉,则公之耿光大节足以立懦廉顽者,俞愈昭然耳目,而兹堂之不可废,与祠具矣,乃谋葺而新之。”[13]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置云南会馆记》,其言“在白帽胡同曰景忠庵,乃乡人以祀赵忠愍公祠,后即系公墓。”[14]乾隆五十二年(1787)《忠愍公遗像记》载“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再上公车,晤公裔孙新宇于省垣,……新宇捧遗册出公画像,南薰沐,庪拜受而敬之,且绘而藏之。……而已像至京,模绘装潢,清明肃拜,共慰瞻仰。”[15]《啸亭杂录》载“乾隆初,公同乡侍御傅为詝为之表白,始补谥忠愍,立专祠以祀之,在忠悯寺旁,今为云南会馆。”[16]光绪《顺天府志·坊巷》载“白帽胡同,有云南会馆。”[17]

如上史料所载,没有哪一条记载准确的说明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的建立时间。但从这些史料我们可知,明末赵譔在法源寺前街遇难并葬于该地,此后云南同乡在殉难处进行了祭奠。乾隆二年(1737)傅为詝上书乾隆皇帝为赵譔请谥,乾隆四年(1739)赐谥“忠愍”。此前仅墓前立石碑,而设木主于法源寺观音堂之西偏,因而以墓前观音堂西偏作为祠堂,久而碑石中断,西偏祠堂亦圮。乾隆三年(1738)云南同乡剧金寘石,并修葺西偏祠堂。乾隆辛未(1751),云南同乡认为设木主于观音堂之西偏,未称也,于是商撤长椿寺旧馆之材以建设祠堂,这样赵譔才有了专祠。乾隆癸巳年(1773),祠堂倾圮,同乡又以北馆凭租所余二百余两对其进行了修葺。原祠堂中设有木主以供同乡同官追思祭奠,乾隆丙午(1786)冬,石屏任澍南再上公车,于省垣晤赵譔裔孙新宇,得目睹赵譔知龙泉时画像,绘而藏之,携至京师,“模绘装潢,清明肃拜,共慰瞻仰”[18]。因此,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是因同乡共同追思祭奠赵譔而逐渐发展而成的,作为可以寓居云南同乡的会馆应是在建立专祠以后,即乾隆辛未(1751)后,如前仅就观音堂西偏设木主以供祭奠是无法住留同乡之人,而《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北京的会馆》《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等书认为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创建时间是乾隆二年(1737)的依据则是乾隆二年(1737)傅为詝为赵譔请赐谥而把该时间作为会馆创建时间,这个观点缺乏史料的梳理与分析。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有同乡寓居的较早的记载是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景忠祠堂观音堂记》,其载“乡后进游京师者,虽去住居常,皆得以时暂谒志景行焉。”[19]后来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的空地还成为上京参加武试考生放置刀石的地方。道光六年(1826)《会馆条规小引》载“武会试各公来馆住歇,有演试刀石等事,各馆房院窄小,每多震动伤损,嗣后有欲演试者,只可将刀石安置于景忠祠院闲地,不得在馆中院内舞弄,致多损伤。”[20]总而言之,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他是由云南同乡共同申祭赵譔发展而建成,乾隆辛未(1751)建立专祠以后才逐渐成为具备寓居同乡的会馆。

2.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名称考述

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被称为“赵公祠”、“景忠祠”、“景忠庵”、“云南南馆”及“云南西馆”,各个称谓都有其史料依据。

将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称作“赵公祠”,易于理解,乾隆二年(1737)傅为詝请赐谥,乾隆四年(1739)七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以礼部所拟“忠愍”赐谥,其后在云南同乡建立赵譔专祠以供同乡纪念,随着时间推移该祠堂逐渐演变为云南会馆。因此,该会馆本身就是因云南同乡祭奠赵譔并建立祠堂发展而成,人们习惯将北京法源寺称为赵公祠亦是合理。在《啸亭杂录》载“补谥忠愍,立专祠以祀之,今为云南会馆。”[21]《新置云南会馆记》载“在白帽胡同曰景忠庵,乃乡人以祀赵忠愍公祠。”[22]如此可知在清代人们就常将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称为赵公祠。

将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称为“景忠祠”,根据史料的记载也是非常的明晰。在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景忠祠前观音堂记》载“滇后学即公墓所祠而祀之,额曰‘景忠’”[23]。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澍南撰《愍忠公遗像记》载“往余上京师,乔寓赐谥忠愍,吾乡人赵侍御赐,额曰‘景忠’。”[24]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的称为“景忠祠”是因云南同乡在其祠堂题额曰“景忠”,如道光六年(1826)《会馆条规小引》也将该会馆称为“景忠祠”。道光九年(1829)《经理会馆条规》载“同乡会馆凡五区,法源寺西曰景忠祠”。因此,人们除了称其为“赵公祠”外亦称“景忠祠”[25]。

景忠庵,较早见于《新置云南会馆记》,其载“在白帽胡同曰景忠庵。”[26]后来的人们引此也将该会馆称为景忠庵,如刘景毛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三》载“墓在京师白帽胡同景忠庵。”[27]胡春焕与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载“御史傅为詝奏请赐谥忠愍,建景忠庵。”[28]其又言“景忠庵与景忠祠不同,景忠祠建于庵之后”[29]。

将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称为“云南南馆与云南西馆”,两者必有一误,翻检目前发现清代相关的碑刻史料没有将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称为“云南南馆”或者“云南西馆”。师毅、王文慧、包纪波等编著《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载“法源寺前街11号的云南会馆又称‘赵公祠’和‘云南西馆’。”[30]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载“云南南馆,在宣武区闫王庙街(今迎新街路西)。云南南馆又名景忠祠,有书将云南南馆与景忠祠并列为二馆,实为不妥。赵譔在明末李自成进北京时,赵譔殉身祭明。赵譔死后,草葬于宣武门外悯忠寺西。乾隆二年(1737),御史傅为詝奏请皇帝赐谥‘忠愍’,建景忠庵。这便是云南南馆景忠祠之来历。”[31]袁天聪编著《后人眼中的状元袁嘉谷》载“云南南馆,在现在的宣武区迎新街路西,当时叫阎王庙街,民国时叫延旺庙街,该馆又叫景忠祠。”[32]从地理位置上看将北京法源寺前街与北京迎新街相对比,法源寺在西,而迎新街在南。同时“云南南馆又名景忠祠,有书将云南南馆与景忠祠并列为二馆,实为不妥”的观点则更是不妥,首先景忠祠在法源寺前街是无可置疑的,而后来的研究者将景忠祠定位于迎新街则是错误的。乾隆时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载“西城会馆之著者,延旺庙街曰云南。”[33]光绪《顺天府志·坊巷》载“阎王庙街,俗讹延旺。有泸州会馆。迤南张相公庙,有云南会馆。”[34]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载“阎王庙街,有云南会馆。”[35]根据史料可知迎新街的云南会馆在乾隆时期已经建立,将其称为南馆的有李金龙,孙兴亚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载“云南南馆,宣武区陶然亭街道迎新街67号。”[36]白继增著《北京宣南会馆拾遗》与白继增、白杰著《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都载“云南南馆,迎新街67号。”综合上述史料与分析,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应是云南西馆,而北京迎新街云南会馆则是云南南馆。

三、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演变

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建立于清乾隆年间,经历了战火遍地的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存,直到2003年馆舍建筑才被拆除。

1.清代时期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

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在清代的状况,可以根据所存史料作为了解。目前所见史料有《请谥疏》《皇清赐谥忠愍前明御史赵公神道》《新置云南会馆记》《景忠祠记》《重修景忠祠前观音堂记》《忠愍公遗像记》《经理会馆条规序》《会馆条规小引》《各同乡捐金衔名碑记》、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啸亭杂录》。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知道该会馆因赵譔祠堂发展而来,同时也得到了同乡不断修葺,并知在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九年(1829)同乡四十五人为其捐金共计八千一百三十四两。

清末的会馆调查时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也显然在列,具体是1906年《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外城右厅四区会馆调查表》载“地址法源寺前街,名称赵公祠,管理人张铠,职业吏部主政,住所贾家胡同,门牌号数13,旅店人数13,看管人田李氏,总计男丁3、女口无,学堂无,信教无。”[37]调查详细的记载了该会馆管理人、门牌号数、旅店人数、看管人及有无学堂信教等信息。从该调查也可以看出,清末朝政日衰,旅京的滇籍同乡已大不如从前。

2.民国时期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

民国早期各地方军阀争夺北京,战火不断,执掌北京政权的军阀势力交替频繁,而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但其将首都定于南京,原来北京的达官显贵南迁,也成为北京会馆衰落的原因之一。这时期虽然北京的许多机构如京师警察厅、京师地方审判厅、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新民会、北京特别市公署、北京市政府社会局等发布了许多北京市各省会馆整理规则的训令、规则、纲要、章程及办法等。这期间的许多整理措施虽然颁布,但未见各馆具体实施的史料。

民国时期北京是一个受到严重灾难冲击的地区,这时期北京各省会馆很少受到个人的关注,也没有留下太多相关的史料记载。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同样是面临上述的情况,关于其在民国时期的史料笔者所见非常的有限,仅见于1948年7月的《云南旅平同乡会会馆章程》,该章程记载了当时在北京的会馆有四,分别是校场头条三号云南会馆;宣外珠巢街二十四号云南会馆;延旺庙街云南会馆;法源寺前街四号赵公祠。在北京的会馆“统由云南北京旅乡会理事会直接管理之,所有房屋以居住在本会登记之云南清贫同乡及省贫苦学生为限,外省人不得寄居,更不得由住馆同乡租给他人。”[38]同时该章程还规定了会馆管理人员、公共器物、住馆同乡收支的事宜。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在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笔者所见,仅此章程,故不能具体作一叙述。民国时期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的发展状况有待于相关史料的发掘才能作具体的研究与阐述。

3.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对北京所有的会馆进行了调查统计,1950年9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令。1951年3月6日云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之北京市会馆财产管理办法拟定了《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章程草案》,该章程草案分为总则、任务、组织、经费、房产使用及租房与附则六章共二十六条。1950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51年11月21日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根据暂行办法拟定《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组织章程》,该章程分为总则、任务、组织、开支、房产使用及房租与附则六章,共计二十二条。1952年11月28日《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载“计有会馆六处,祠堂一处,附产房屋十二处,墓地两处,共有房屋四百八十八间半。”[39]该报告还记载了当时北京云南会馆的议租、修缮、会计、文书等情况。以上是新中国初期对北京各省会馆的管理及云南响应政府号召,拟定组织章程,执行其法令的具体表现。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北京市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的资料有1952年11月《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接管房地产统计表》,1952年度《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各会馆房地产及租米数量表》及1952年度《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租额统计表》。《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接管房地产统计表》载赵公祠,法源寺前街四号,有房间三十二间,后院坟地一块。法源寺前街二号、三号、法源寺前街四号门前为其附产,共有房间14间,院内空地一块。[40]《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各会馆房地产及租米数量表》载:赵公祠,法源寺前街四号,大小院共5所,26.5间,接管前租米349斤,调整后租米662.5斤,增加313.5斤。附产法源寺前街二号、三号与法源寺前街四号门前,共计房屋11间,二号新租尚未协议,三号,接管前租米60斤,调整后95斤,增加35斤。四号门前,自盖平房,未有租米,空地一块,接管前和调整后租米不变为50斤。[41]《北京市云南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租额统计表》:赵公祠,17户,662.5斤。附产法源寺前街二号,1户,租金正在协议中;法源寺前街三号,2户,9斤;法源寺前街四号门前,1户,50斤。[42]1956年,宣武区建立工人俱乐部,“宣武区工人俱乐部则占据了昔日云南义地的全部场地。”[43]但其余赵公祠主院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的经营管理等情况通过这些调查资料可以清晰了解。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的新中国初期的统计史料较为详实,但自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史料却付之阙如,直到1989年简恩沛先生在《燕都》杂志上发表《云南人在北京》文章载:

赵公祠房屋不下三十间,一如会馆,雇用长班照料。

赵公祠,祠门宽阔,左右壁间镶有石刻,祠堂由两个大庭院组成,每个庭院又由几个跨院组成,各院有廊相通。

前院有花草树木,佛堂石阶下正中有一座高约三尺的大香炉,炉前左右各有一株丁香树,丁香树旁又各有一棵丁香椿树。前院南面左右各有南房二间,暗房一小间。正北为三大间佛堂,内供关羽、华佗、观音三尊塑像,昔日常有人来问卜求“医”。佛堂门外走廊的两端,各有一间耳房,房狭长,院东西各有一明两暗的房屋三间。

佛堂东西两侧各有跨院相通,跨院内各有房屋3间,两跨院外侧,各有月亮门,大有曲径通幽之妙。

祠堂后院,左右为对称的三间厢房,北为正厅,厅内有长条香案,木制神牌位。正厅对面为一座用砖砌成的方形戏台,戏台的三面有一尺多高的木栅,后台狭长,左右为上下场门,后台较大,可容数十人化装。戏台有联,为昆明简允中之四子简恩焕所书。

正厅东面有一跨院,极小,只有一间屋,有小门可通云南义地。云南义地环绕祠堂西、北、东三面,在处处坟丘之中,赵譔坟墓一眼便得见,赵墓比一般坟丘高大,座义地之东北隅,毗邻法源寺之西墙,赵墓三面皆有短墙,墙外植松柏数株,墓碑上书:“大清乾隆皇帝赐谥忠愍前明御史赵公讳譔之墓”。民国期间,墓周围散生杂木,野花荒草遍布,几与人高。旅京的云南人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悼念乡贤之公祭。那一天,正厅之间的隔扇全部拆下,以便摆放大的供桌、供品和香炉蜡台。正中悬挂赵譔的画像,下面用蝇头小楷记述赵譔之生平,尺余之地,不下万言,可见书法功底之强。而厅外套间,东西厢房遍悬云南名人书画,场面壮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公祭仪式,简单而隆重。所有与会公祭的同乡,由值年长者率领,先至赵公墓前,听司仪唱礼毕,由主祭者拈香上供,奠酒,最后与祭者行礼。旧时为名人在前,一跪四叩首。民国则改为新式三鞠躬。焚烧纸箔,即告结束。此时乡亲齐聚后院之空地,大摆宴席,一时觥筹交错,难得的是乡音一片,宛如在北京会馆万里之外的家乡一般。

赵公祠内长住云南籍人两户,一为昆明简秉中家,一为曲靖朱立冈家。简、朱两家分别居住于前院东西两厢房,其余房间均由长班及房客居住,后院房屋多停棺柩,正厅则为简家开设私塾作为学馆而用。

简恩沛先生关于北京法源寺云南会馆的描述,是对于该会馆建筑最为详实的记录资料之一,这得益于其在该馆多年生活经历。

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刻立了相关的会馆碑刻,“馆内原有《经理会馆条规序》、《赵譔事迹记》、《请谥赵譔奏》、《赐谥忠愍诗》、《赵譔祠堂记》等碑。”[44]2003年地区拆迁改造,会馆建筑被拆除,所幸的是会馆里的碑刻被拓了下来,收藏于图书馆。会馆拆迁改造后成为民居,至此存在了200多年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成为历史的记忆。

四、结语

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自清代乾隆时期一直发展延续至2003年,是云南在北京会馆中历史较为久远的会馆之一。该会馆200多年以来寓居了许许多多的云南同乡,如袁嘉谷、吴文广就是在该馆寓居并认识,“余识君在京师景忠祠,祠中老柏丛棘,有如深山。京尘人海中,两人谈文章,谈时务,乐甚。”[45]唐继尧到北京的第二天经人介绍便从西城闹市的云南会馆搬到了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祠内古树参天,大院中套小院,是一片清静之地。”[46]唐继尧对该馆的环境非常的满意,就在唐继尧住入会馆的第二天李根源也来到北京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同时,该馆还设有义地,云南同乡在北京亡故后大多在此设立灵堂致祭,如钱沣病逝,“乡人也在祠中为钱沣设立了灵堂。乾隆六十年十月九日,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率军机处同人拜祭灵前,阿桂宣读了亲自撰写的祭文,然后起灵,护送回滇。”[47]1926年,“三·一八”惨案,“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滇籍学生范士融,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游行,与刘和珍、杨德群等人惨遭反动政府的杀害,遗体即送到法源寺赵公祠中,柩木就停放在祠堂后院的西厢房内,各界爱国人士在此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会。”[48]北京法源寺前街云南会馆是云南同乡在京生寓死归的重要场所,为背井离乡的云南人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支柱,也是散播云南文化和吸收省外文化的重要的基地。

在京建立的许多会馆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建筑遗址,并得到了各省人士修缮,使其重现过去的辉煌,如北京的湖广会馆、台湾会馆等。明末清初以来云南在北京建立20所会馆及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会馆都被破坏拆除,非常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一所保存完好的北京云南会馆,令人痛惜。

虽然如今修复保留下来的会馆并不能发挥其过去属性功能,但依旧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首先会馆遗留下来的馆舍建筑是我们共同文化遗产,会馆建设格局具有特殊讲求,其建筑风格是过去云南建筑文化与吸收其他省域建筑文化的直观反映。其次会馆的保存完好也是今人追思古人的重要依据,因而会馆文化的、旅游的开发是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关于北京云南会馆至今无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考证,各书所载多有舛误,因此,北京的云南会馆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及研究。特别如北京法源寺前这样的云南会馆,起源于云南籍的赵譔杀敌尽忠,最终身死国灭,乡后学追仰风烈,直至民国仍然祭奠如常,具有浓郁的云南乡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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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8]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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