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公告
人物春秋
“三不朽”的陈荣昌
[作者:张 佐发布时间:2019-10-16 14:18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3期]

“三不朽”的陈荣昌

张 佐

笔者曾在《著名学者方玉润为什么考不上举人》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付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是小学问,著书立说是大学问。陈荣昌属于那种小学问精通、大学问深厚的历史文化名人。其实,陈荣昌不仅小学问精通、大学问深厚,会考试、会做学问,而且还会做事、会做人,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而会考试、会做学问、会做事、会做人的完人,归根结底是会读书,而检验会不会读书的标准,不是读了多少书,而是对所读的书能否正确应用,能否灵活应用。

陈荣昌是会考试的典型。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仅13岁的陈荣昌参加童试,县试考得第一名,府试名列前茅,院试又考得第一名,成为了优秀的生员,即秀才。清光绪五年(1879年),陈荣昌被举为优贡,入京复试列为一等。清光绪八年(1882年),陈荣昌考中壬午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即解元。清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会试和殿试,23岁的陈荣昌又顺风顺水地考中第二甲第二十一名连捷进士(该科殿试共录取进士308名,第一甲取3名,第二甲取124名,第三甲取181名,陈荣昌为总名次的第24名)。朝考后,陈荣昌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留翰林院为编修。会试、殿试、朝考,全国的考试高手云集,竞争十分激烈。陈荣昌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过关闯隘,战胜许多考场高手,最终成为人人羡慕的翰林院编修,可谓很会考试了。下面以陈荣昌参加的癸未科会试为案例,具体谈谈陈荣昌的考试本事。

清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会试,正总裁是礼部尚书徐桐,副总裁有:兵部尚书、皇家宗室爱新觉罗·瑞联,状元出身的刑部尚书张之万,满人、刑部侍郎贵桓。第一场考试的四书文三篇是:《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是如示诸斯乎》《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陈荣昌选做的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该题目语出《孟子·离娄》,原话是:“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圣贤君主的政教号令一消失,从而《诗经》也就没有了,《诗经》没有了,孔子就创作了《春秋》一书。以讽颂为特征的《诗经》,后来演变为各国的史书,虽然晋史称《乘》,楚史称《祷杌》,鲁史称《春秋》,但所记的历史大事,无非是齐桓公、晋文公逞霸的故事,所用的语言也就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所以孔子说:《诗经》里褒贬的方法,我运用到《春秋》里面了。这个掐头去尾的考题,考生必须十分熟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有深刻的理解,才会明白题意。这样的考题无非是要考生阐述《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如何理解孟子所说的“事”与“文”?以及各国史书的关系和异同。

陈荣昌对《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理解得十分透彻。他开卷便破题说:“即事与文以论《春秋》,无异于列国之史也。夫事与文所以存王迹者,而《春秋》之事则桓、文而已。《春秋》之文则史而已,亦何异于晋、楚乎?”陈荣昌破题时,便大胆指出,《春秋》并非神圣的经书,无论从“事”与“文”的角度看,它也只是春秋时代列国的史书之一,但《春秋》又并非一般的史书,因为它如实地记录并批判了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等诸侯争霸的事。如果仅就文字而言,它仍属史书,与晋、楚等国的史书没有多少差别。紧接着,陈荣昌论证了春秋时代周天子式微,诸侯坐大的历史,以及孔子撰写《春秋》的时代背景。正确地指出,《春秋》以“属辞比事”的褒贬手法,如实地论述了春秋时期的大事,“政教所关,典章所系,恒随风气为变更。使国家经板荡之余,竟举此杂霸权谋之事,编年纪月之文”。陈荣昌重点记叙了“尚知修睦”的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但陈荣昌在收结中指出:孔子修《春秋》并非歌颂齐桓、晋文的霸业,而是以此作为历史教训——“事不外争战争地,已非复先朝远大之规;文不过传信传疑,仅足以后人参稽之助也。此鲁史所以不同于晋、楚也。向非孔子,孰能取其义哉!”

第一场考试,陈荣昌不但四书文写得极佳,“五言八韵试贴诗”也写得即中规中矩,又才华横溢。接下来的两场考试,陈荣昌也考得很好。因此本房考官看完陈荣昌的试卷后,便十分欣喜地批道:“局度安详,丰神秀整。荐!”副总裁贵恒的评语是:“取!笔情绵密。”副总裁张之万的评语是:“取!词旨光昌。”副总裁瑞联的评语是:“取!义精语湛。”正总裁徐桐的最后结论是:“中!气盛言宜。”

陈荣昌是会做学问的大家。陈荣昌是清末云南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他的著述等身,主要著述有《虚斋文集》八卷、《虚斋诗稿》十五卷、《桐村骈文》上下卷、《滇诗拾遗评选》《乙巳东游日记》《老易通》《改过编》《周训》等。

陈荣昌的文艺观完全符合儒家的正统思想,他在《谈艺》中云:“平生谈艺意如何,师法前贤受用多。吏部文章扶正气,少陵忠爱起高歌。堂堂书府经为柱,浩浩词源史作波。如仆命骚吾岂敢,百年悲愤藉消磨。”该诗中的“吏部”指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陈荣昌认为,从事文学创作,要以儒家经典为支柱,而史书能使文学作品波澜壮阔。有人称赞他的诗文有屈原的风格,他却谦虚地说他没有屈原的诗才,他只是要借诗文排解百年的忧愤。“吏部文章扶正气,少陵忠爱起高歌”,加上屈原的忧愤,就是陈荣昌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他在《与少元论文二首》中,推崇司马迁、贾谊、韩愈、苏辙文章的浩然正气、淋漓大气,他坚决反对只追求文学的辞藻妍丽,不注重内在精神的“小家脂粉气”。他在《与韫石论诗》中说:“天生身是丈夫子,谁遣手作女郎绣”、“世上小儿徒取妍”、“传尽脂粉空遗臭”;又说:“小家脂粉气尤多,婢学夫人奈彼何?天地一炉须大冶,江河万里有洪波。风和日丽清平调,鬼哭神嚎慷慨歌。李杜文章光焰在,五丁六甲助撝呵。”陈荣昌倡导的是一种恢宏壮美的艺术风格,即:天地溶于一炉,收入万里江河的汹涌波涛;五丁六甲供诗人驱使,像李白、杜甫的诗篇一样,迸发出万丈光芒。他还倡导文学应该合时而作,要有多种功能和风格,太平盛世文学就应该清静平和,而在动荡黑暗的时代,文学就要慷慨高歌。

由于陈荣昌有健康向上、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他的诗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他的文章,叙事之作详略得宜,娓娓而谈,情韵深厚。如他在《乙巳东游日记》中记录日本学生与教师的亲密关系,学生课间休息时的轻松、活泼和上课铃响时严守规矩时,这样写道:“其小学生之于师,有坠其肩者,抱其腰者,曳其手足者,师亦听之,且更诱之,而学生与学生之欢呼跳跃,更不待言,所谓儿戏,漫无规矩矣,驰之甚也。及一闻铃声,跳闹欢呼陡然而止息,各就行列,行列既成,以风琴节之,各师导学生归讲室,严肃整齐,如军人之走阵,张之至也。”他的议论之作,则简洁明快,说理透彻,如他在为弟子李根源编纂的《明滇南五名臣遗集》写序时,云:“吾滇为古蛮荒地,令居中国,亦号边省。数地望,无推滇者;论人望,亦无推滇者。士生其乡,而必以乡先正为归,此与孟子所谓齐人仅知管晏者何异?庸讵知天之生才不限以地,十室有忠信,十步有香草,又安得自轻其乡?谓滇无人耶?”

陈荣昌的诗,以思想和理气见胜,议论较多,更接近宋诗的风格,如他的《自策八首》之五云:“一生大事在持躬,不在争名夺利中。豪杰心肝藏热血,圣贤骨干耐奇穷。只求自了真无用,一受人怜便不雄。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又如当缅甸、越南相继沦陷,云南面临被英法等列强瓜分时,陈荣昌的忧国之诗《滇云》:“滇云延袤三千里,缅越沉沦二十春。身世可怜形问影,家山无复齿依唇。海滨归去熊罴将,地上仓皇虮虱臣。试问桃花源在否?吾将避乱学秦人。”陈荣昌十分热爱家乡,写过很多咏昆明的诗词,其中咏翠湖的诗就多达数十首。这些诗一反多议论的风格,写景抒情婉约耐读。如《独坐湖上》:“水禽不避客,相伴又何孤。云影自来去,花香时有无。人间几泉石,身外即菰蒲。径欲招邻叟,扁舟夜泛湖。”又如《翠荷听雨》:“圆叶尽张盖,四山云正低。急风吹骤雨,直过翠湖西。惊破群龙梦,奔来万马蹄。幽人水台上,乍听意都迷。”

陈荣昌还是云南近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他能写各种字体、各派风格的书法。隶书、楷书、章草,秦篆魏碑,“无一不学,无一不精”,其中尤以楷书的成就最高。陈荣昌的楷书属于颜体,中经钱南园,上溯颜真卿,参以欧阳询、褚遂良,汲取诸大师之长,融会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

由于陈荣昌长于做学问,学术成就和艺术成就都很高。故他的学生袁嘉谷在《卧雪堂诗话》中对恩师有如此评论:“发为诗文,渊懿古茂,兼杜诗韩笔而一之,以余力为六朝骈文,两宋词曲,赅徐庚苏辛之长。至以隶楷章草,钟王欧褚、米黄赵董,无一不学,无一不精,尤以钱南园为宗。颜鲁公之后,南园一人而已,南园之后,公一人而已。”

陈荣昌是会做事的能吏,是清末云南著名的教育家。他入仕以后,主要担任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和与教育相关的官员,如贵州学政、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山东提学使(正三品)等职。陈荣昌第二次到贵州主管教育时,支持贵州的教育革新,鼓励创办现代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荣昌任命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恭寿筹办贵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学堂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官立初等小学堂九所,学生近千人,教员五十余人。由于陈荣昌用人得当、支持有力,周恭寿办事认真、管理有方,教学成绩斐然,受到贵州士人的称道。此后,陈荣昌将高等小学堂更名为“贵阳模范小学”,成为贵州创办最早、最有名的学校之一。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897年至1903年),陈荣昌先后在经正书院任教和担任书院山长。他课士认真、管理严格、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培养出了张学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宋嘉俊(光绪二十四年进士)、熊廷权(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李坤(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袁嘉谷(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状元)、吴琨(光绪三十年进士)、陈度(光绪三十年进士)、秦光玉(著名学者)、席聘臣、孙文达、吴良桐、蒋谷等众多人才。陈荣昌任高等学堂总教习时,后来的云南英才李根源、顾视高(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罗佩金、李曰垓、李鸿祥、殷承谳、陈一得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担任云南学务处总参议的陈荣昌赴日本考察学务,他十分仔细地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和实业。回国后,他向云南当局提出加强发展云南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在农学中增加林学教育;建议增加云南留学日本人员的名额;建议聘请日本学者到云南的学校担任教习;坚决反对中小学生读经讲经,尤其反对儿童读经。这些意见和建议,大多被云南当局采纳,从而推动了云南新式教育的长足发展。

陈荣昌是会做人的楷模,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模范践行者,是昆明先贤钱南园高尚人品的忠实继承者。他对国事、公事,公忠体国、克尽职守、仗义执言;对危害国家利益的人,揭露弹劾,绝不姑息养奸;对自己、对名利,克己奉公、重义轻利;对有损他个人声望的人,宽宏大量,以德报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会试,在京担任国史馆协修、武英殿纂修的陈荣昌,被任命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负责评阅第十八房考生的试卷。同考官的职责是阅读分发给他的那些试卷,评判出优劣,然后将他认为的优秀试卷推荐给副主考官评判。同考官的初选是为国抡材的大事,不能马虎、懈怠,更不能带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陈荣昌仔细阅读分发给他的每一份试卷,反复对比斟酌,最后挑选出了十多个人的优秀试卷推荐给担任副主考官的礼部侍郎、广东人李文田。在这十多个人的试卷中,有一个广东考生的试卷见解卓越、文辞流畅、才气横溢,特别优秀,令陈荣昌爱不释手,他心想,如此优秀的考生,有入鼎甲的可能。陈荣昌的眼力果然不错,他推荐给李文田的这些试卷,除一个人的试卷被退还给他外(即没被录取),其余的试卷全部被李文田留用。陈荣昌十分高兴,然而高兴之余却发现,退还给他的这份试卷,竟是他认为最优秀的那份试卷。大惑不解的陈荣昌急忙观看退卷上的批语。原来李文田也十分欣赏这位广东考生的试卷,对这个考生的三场考卷都有赞许的批语。他对第一场考卷的批语是:“识解高超,非嘉、道以后门径。”对第二场考卷的批语是:“五艺皆佳妙,瑰才也。”对第三场考卷的批语是:“五策详赡古雅,不仅十事对九,海内之通才也。”退还的原因出在对试卷作最后定夺的正主考官徐桐身上。徐桐对这份试卷的最后评语却是:“文字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陈荣昌不知道,其实探花出身的李文田对徐桐的批语也不服气,曾当面与徐桐据理力争,但徐桐却用“袒庇同乡”(李文田是广东人,考生也是广东人,李文田有意袒护考生)的大帽子压李文田。李文田有口难辩,无可奈何之余,只好在退还的考卷上批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惜哉!惜哉!”陈荣昌不明原委,也不便越级与曾任癸未科会试正主考官,并录取他为贡士的徐桐当面理论,出于为国抡材、惜才心切的动机,只好不顾个人得失,立即写了《闱中与李若农侍郎书》(李文田号若农),并粘贴上那位考生的考卷上呈给李文田,希望李文田以及监院能挽回局面。陈荣昌在信中,首先引录李文田对那位广东考生三场考试考卷的批语,表示对不取“不得其解”。接着又义正词严地责问:“贵考官果爱才若命耶?不宜得明珠而掷还也!”最后建议:“且今距发榜尚十余日,会榜一日不发,即荐卷一日可补。……伏望详加裁夺!”

面对着陈荣昌义正词严的责问,同样爱才心切的李文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找到徐桐商议,希望徐桐能回心转意录取那位优秀的广东考生。哪知道,思想极端保守、僵化的徐桐最痛恨该科会试前,联合上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领衔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认为那个广东考生必定是康有为,坚决不同意录取。当然,他的心思是不便明说的,只能寻找广东省的录取名额已满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李文田。李文田拗不过身为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慈禧宠臣的正主考官徐桐,只好善罢甘休了。到会试放榜之前,徐桐等人当众拆开考卷的弥封时,徐桐和众考官才知道,那位引起争议的广东考生不是康有为,而是梁启超。而防范康有为如同洪水猛兽的徐桐,却在自己的亲笔裁夺下,使康有为考中了贡士和进士,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人啼笑皆非。而陈荣昌爱才惜才、正直敢言的美名也在京官中传扬开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贵州担任提学使的陈荣昌,上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弹劾原云南洋务局总办、迤东道道台,现贵州按察使兴禄等人,在中英滇缅划界时,收受贿赂、出卖主权,致使中国大片领土丧失;在修筑滇越铁路时,崇洋媚外,听任法国人虐待筑路民工,致使数万劳工病死、累死。清廷调查属实后,将兴禄即行革职,将兴禄的助手石邵鸿革职永不叙用。

陈荣昌弹劾满人大员兴禄,使涉案官员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大快人心,朝野都一致称赞。这件事体现了陈荣昌爱国爱乡的情怀、疾恶如仇的精神、不畏权势的品格。

陈荣昌十分崇敬昆明先贤钱南园,为人处事、居官做学问,事事都以钱南园为榜样。为了弘扬钱南园卓荦超伦、刚正不阿的精神,永远纪念钱南园,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贵州任学政的陈荣昌省吃俭用,寄回积攒下的俸禄白银二千两,委托在昆明的友人施有奎、陈兰卿买地建造钱南园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钱南园祠在翠湖东南岸落成。在京城担任武英殿纂修的陈荣昌立即书写“钱南园先生祠堂”匾额和楹联一副,从京城寄来。其联云:“请自今指海为盟,告我先生,所不同心如此水;更愿人闻风而起,读公遗集,亦将有感于斯文。”

云南先贤的诗文有许多没有刻印,为了不使这些优秀的诗文散失,陈荣昌常常自掏腰包,出资刻印。如他曾出资刻印戴絅孙的《味雪斋诗钞》续集、李于阳的诗集等。

陈荣昌对国事、公事尽心尽责,传扬地方先贤的道德文章、丰功伟绩不遗余力,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却看得很轻;对有损他个人声望的人,常常以德报怨。石屏人朱庭珍,字筱园,颇有诗名,但恃才傲物。他四十二岁时才考中举人,此后多次会试都落第,不免牢骚满腹,他常常针砭别人以抬高自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他和陈荣昌在经正书院共事,陈荣昌很关照年长的朱庭珍,朱庭珍却倚老卖老,很看不起陈荣昌。有一次,昆明令谢宇俊邀请许多文人喝酒,他便在宴会上大放獗词,说有的昆明诗人是和尚出身,有的人写诗是半路出家等等。在座的陈汝昌是陈荣昌之兄,他听出朱庭珍说有人写诗是半路出家,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陈荣昌,心里很不是滋味。宴会后,陈汝昌便将此事告诉陈荣昌。陈荣昌却淡然一笑地说:我在二十岁之前忙于准备科举考试,的确很少写诗。入仕以后,才写诗较多,但写得并不好。他仕途不顺,心中有满腹牢骚,由他发罢,我并不计较。其实,陈荣昌的文才是多方面的,就是诗词方面的成就也并不低于朱庭珍,可见陈荣昌心胸宽广、宽宏大量。

经正书院有一种考试叫“官课”。每个月的十六日,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盐法道、云南府知府、昆明县县令等,依次轮流命题,考试经正书院的学生。书院专门聘请有评阅试卷的人员,试卷评阅毕,呈请核准后公布名次,优秀者能得到较高的奖励。朱庭珍评阅试卷时,对他的门生故旧常有照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学生不服气,上告巡抚。巡抚林绍年与经正书院山长陈荣昌商量,打算辞去朱庭珍。陈荣昌却为朱庭珍遮掩和辩护,使朱庭珍保住了职位。陈荣昌的朋友王仲瑜在巡抚衙门任职,知道全部内情,他对陈荣昌说:“筱园经常揭你的短,你还为他维持!”陈荣昌却说:“我不维持,他锅锅脱矣。”意为饭碗就没有了。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朱庭珍听说陈荣昌以德报怨,多次为自己说好话,很是感动和惭愧。从此,评阅试卷一改旧习,都能公正无私,对陈荣昌也越来越尊重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十七日,陈荣昌在家乡昆明病逝。云南文化界痛失巨匠,政界、学界、民间都沉痛悼念,来悼念和送葬的各界人士多达万人。

陈荣昌的弟子袁嘉谷写有《小圃夫子像赞》赞扬陈荣昌的道德文章:

以顾黄之高节,兼张陆之心源,抗朱王之诗集,跨方姚之文编。持衡如老红豆,爱乡如小停云。教泽上逆乎潭西,道脉直接乎南园。集一代师儒之大成,延三迤文献之心传。呜呼吾师,人仰山斗,天赐大年,谨述古三不朽之义,赞一辞曰:立德、立功、立言。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