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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八)
[作者:朱端强发布时间:2019-10-12 14:08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3期]

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八)

朱端强

《说郛续》,四十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陶珽辑著。据光绪《姚州志》等载,陶珽字葛阆(一说紫阆),号不退,云南姚安人。少年时师从著名思想家李贽。其先屡试不第,隐居鸡足山白井庵大觉寺读书、习字。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累官刑部四川司主事、武昌兵备道等。好游历名山胜地,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互有诗文唱和。除此书之外,还著有《阆园集》《宋六十家文选》等。

陶珽祖籍浙江黄岩,故自署黄岩人,有学者考其为元末著名学者陶宗仪的远孙。他先对宗仪所辑《说郛》加以增补,编成120卷。后又自辑此书45卷。《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提要》称此书“增辑陶宗仪《说郛》迄于元代,復杂抄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七种以续之,其删节一如宗仪之例”,故书名《说郛续》(又称《续说郛》)。

《说郛续》虽不专按“云南”内容辑成,但由于广泛征辑元明野史杂著,故就中也引有涉滇著述和条札。如,卷二十五引杨慎《云南山川志》,记玉案山、金马山、碧鸡山、九隆山、高黎贡山、澜沧江、易罗池等27条,涉及全滇重要山川河流,陶珽去杨慎不远,其所见《云南山川志》版本当与后代不同,内容自然重要。又如,卷十六引江盈科《雪涛谈丛·滇中火把节》条,记“滇省风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燃火把,吃生肉,“总称火把节”。但当时的解释与后来所谓“火烧松明楼”等不同,说是为了纪念明初大臣王袆,朱元璋曾派他来滇说服元末梁王归顺,被杀。考江盈科曾到过云南,或可聊备一说。再如卷十五引张谊《宦游纪闻·抱佛免罪》条,讲出了一则云南某邻国关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原典:

云南之南一番国,其俗尚释教人。有犯罪应诛者,其国王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过,愿髠髪为僧,不敢蹈前非。王许之,竟免其罪。遂髠髪环耳,衣禅衣,守禅教。故其国人为僧者多。常有人入中国,皆自称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谚云:“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盖本诸此。

《说郛》和《说郛续》辑录群书,内容十分丰富,且多偏重于野史杂家、故最初被划为子部杂家类或小说类。后来这类书渐由条文摘编变为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单本书完整收入,是为丛书。丛书不但有利于集中阅读、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重新保存单本书。以上二陶之书后来也被列为早期丛书的重要著作。所以,云南陶珽其人其书,是值得称道和深入研究的。

《滇游闻见随录》,封面别题《宦游录》,稿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唯据该书得知为江苏太仓人,道光五年(1825)八月充“直隶总督衙簿子房典吏,道光十年(1830)六月,役满,考取一等,以从九品归部俟选,时年二十八岁”。道光十七年(1837)分发云南当差,经贵州陆路入滇,分发云南为文吏,时年三十五岁,主要在云南府(今昆明市)等州县充当吏目、昆明城街道巡捕、盘龙江巡防、文武乡试和童试的搜检、巡逻、内簾传事等低级吏员。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右离任。

该稿破损严重,经整理者将封面题为《宦游录》,稿内作者自题为《滇游闻见随录》。用“松竹斋”朱丝栏稿纸写成,行草,且前后有较大改动。大体以日记的形式杂记其宦滇活动与见闻,且每年皆先书其年龄,类似年谱纪事。从所记内容观之,其活动范围遍及昆明、曲靖、江川、昭通、大关、元谋、武定、元江等地,几遍全滇。可见晚清一省之低级文吏的工作流动非常频繁,十分辛苦。因多据亲见亲历所记,故不少内容亦可资考证。如,作者曾奉命“督挖昆明金汁河,自小北岸到吴井桥工段、杨家河、采莲河工段”,故记称“滇中水有六河,盘龙江,六河之最大者。其余金汁、银汁、采莲诸河,皆其支流。每年一次疏浚,以防水潦”。又如,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作者被派往江川“查铲芙蓉”,因记云南烟毒之害曰;“滇人多以良田种罂粟。收浆制膏,以代洋产之鸦片烟,目为芙蓉……上谕查禁,官亦屡禁之,然不能净除也”。

记昆明城区之衙署、街道、名胜古迹、市井等内容尤多。如,记城南玉石交易曰:“南门外校场坝商贾云集,售玉石者四;售杂物好玩之具者六。翡翠来自腾越,产在石中,最难辨识。购翡翠者但据璞之轻重大小议价,其中美恶虽玉人不能先知也。然佳者率罕遇”。记圆通寺吴三桂塑像曰:“圆通寺正殿东廊角,有罗汉一尊。说者谓是吴三桂像。鼻上旧有刀痕,盖生时追敌,为敌所伤者”。记昆明名花如“优钵昙花,世不经见。惟滇中有之,(总)督署中一株高丈许,花开色深,状如莲”。记养花卖花专业户曰:“滇中花木四时不绝,茶花尤盛。兴富寺二株,定光寺一株,皆有干霄蔽日之势。城中刘、郭两园莳花最多,主人皆以卖花为业”。记作者等人有关陈圆圆事迹之查访,更较他书尤详曰: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偕秦梅生游瓦仓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瓦仓者,逆藩吴三桂置仓之所,据城西二里许。庵之老尼见修出盘一、盌一、数株一、袈裟一、钵一示客。盘黑髹,绘水西异兽,边绕金龙;盌识“明嘉靖年”,质甚朴;数珠雀脑,色润如玉;袈裟蓝绸制;钵系紫泥,内识“荆溪张君德制”。又出大轴一,悬于西堂,云“是即开山师遗像。师,姑苏人,俗姓陈。吴王时称为陈娘娘。后从玉林国师在宏觉寺祝发,法名寂静,号玉庵。康熙二十年,挈徒昆阳牧夫人李氏照能来居此庵。是时,庵舍仅数椽,庇风雨而已。(陈)与李夫人捐金葺之,拓地数尺,遂为今日香火。师乃八十一怛化,今墓在归化寺。后或言商山者,讹耳。李又收弟子二人。尼乃李氏之元孙也。衣钵等物皆生时所用。盘为吴王平水西乱时赐娘娘者。像亦生时绘,来时年六十。师弟相传,以为丰神毕肖云。二十二日,复偕秦梅生、朱怡伯游归化寺。访陈圆圆墓,距寺右数十步,寒烟蔓草,短碣犹存。字半漫灭。拂拭之,尚可辨。碣书:“大比丘尼寂静之墓,生于明戊辰年七月初十日,卒于康熙丁亥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陈圆圆像的石刻拓本和画像,清中叶以来屡有记载,且民国初年有人亲见于昆明文庙民众教育馆,为该馆展品。可见其所记不虚。此外,该书还记录了当时云南“藩库有古铜符一枚,形如半月,篆文,不可辨。相传为汉孟获之物。又有铜印一方,如今之提督印,篆曰‘荡羌将军之印’六字。旁镌‘永历十二年礼部造’”。记“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云南各路地震。省城尤甚,坏官民庐舍,毙人畜不可胜计。滇人禳之。每岁七月,集善男若干人于土主庙,诵《大洞经》三夕,自十三年地震始也”。又如记:“攀枝花,状如木棉,树高五六尺,大者高丈余,二三月开花,花殷红如锦,收花晒干,以絮入衾枕。良”。此外,该书还记录了自己从昆明将罪犯被砍下的“首级”送到曲靖示众;到宜良、呈贡“查常年谷仓”;与同事燕集冶游等情况。

我们的确很少见到古代低级吏员写下的笔记。尽管该书文字大多极其简略,且讹误和刊削之处亦多,但是作为亲历者记录,尤可考见晚清一个吏目的日常公干和他们眼中的云南。

《滇边散忆》,一册,1967年重印本,初版时间不详

近·陈碧笙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该书收入台湾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卷末自署“民国二十八年于昆明”,即1939年。此所谓“滇边”,特指思茅、普洱和西双版纳等沿边地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十四日,作者等奉命考察“滇边”,从昆明出发,乘车至玉溪。玉溪以南,则几乎全靠骑马和步行,一路艰难行至车里(今属西双版纳)。返回后,先撰成《滇边经营论》,共三编,依次为《滇边恳殖之意义和前途》《经营滇西南边区之政治军事国防交通计划》和《滇西南行日记》。此后又撰成此书,列《滇边概说》《自南诏至暹罗》《回回马帮》《澜沧江探流记》等十八目,皆属立目式专题型笔札,但也间附论说之文。

两书先后写于抗战初期。通观全书,知作者来滇之前,对云南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已有很深了解和研究,非同一般走马观花之作,今天读来依然具有不少思想的启迪。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大云南”和“国际大通道”的战略思想曰:

在建设大西南当中,云南又占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云南蕴藏着甲于全国的金属矿产;第二,云南在地势上足以控制长江和西江的上游,比较感不到敌人的威协;第三,西南各省的物资必定要经过云南,才能够找到安全而便捷的出海口。由这几点上说,云南在西南经济建设中所占的重要性,实远超过四川。所以,在这战事方在积极进行的时期中,我特别提出建设“大云南”的口号,是有重大的含义的。建设“大云南”,在今日,不单为了充实战时生产的后方,而且为了确立百年抗战的基础;不单为了开辟国际交通的新路线,而且为了创造百年建设的新中心。

接下来,作者分析指出建设“大云南”的可能性。其一,只要有计划、有办法,资金筹措不成问题;其二,依托各大学和研究院,技术与人才组织不成问题;其三,交通的开发有了基础,滇缅公路的开通,滇缅、叙昆两大铁路的即将修筑,以及国际航空线的开辟等,使云南逐渐走向世界,也不成问题。非但如此,作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建设“大云南”,重点不是“靠内区”和原有的大城市,而首先要建设“伟大富厚的云南边区。”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大云南”离不了土地,而滇边正是一块广大未开辟的处女地。以土地的总面积论,滇边约为云南全省三分之一;以荒地比例论,则几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仅仅滇边一区,在江南已超过江苏或浙江的一省,在欧洲可等于荷兰、比利时合成的一国。

第二,建设“大云南”离不了原料,而滇边正是一块唯一可以大量供给热带、半热带农产原料的地方。密集的盆地,畅旺的河流,肥沃的土壤,丰沛的雨量和常暖的气候,构成了未来西南农业大仓库的条件。

第三,建设“大云南”离不了交通,而滇边正是未来中外交通的枢纽。无论已成的滇缅公路或未成的滇缅铁路,一一须通过滇边而达到出海口。如果说云南是西南各省的咽喉,那末,滇边更是这咽喉的咽喉。

第四,建设“大云南”离不了资本,而滇边正是一个最适宜于吸收华侨资本的区域。有史以来,华侨与祖国在大陆发生密切而频繁的关系,当以今日为第一次。交通的开发,一方面缩短了南洋与内地的距离,同时也就开辟了侨胞内向的门户。

作者早在抗战初期就提出把建设云南边疆作为支持抗战,进而建设中国的“一种神圣重要的任务”。他慨然呼吁说:“如果我们还担负不起这最低限度的工作,非但对不起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也对不起后一代中华民族的儿孙!”同时,他对持续建设“大云南”还提出了今天也值得重视的四点战略性建议:

第一,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百年性的,而不是一时性的;应该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投机性的。在战事进行当中,我们要建设“大云南”,在战事结束以后,我们更要继续不断地建设“大云南”。

第二,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国防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应该着重在基本工业,而不应该专门竞遂于赢利事业。所以短期内可以收利的生产事业,固然值得提倡;短期内不能收利的国防基本建设,更应该努力推行。

第三,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统一性的,而不是多头性的;应该集中在一个能够完全独立负责的机关,而不应该分散于许多叠床架屋的组织。政出多门和责无专负是今日后方建设最大的通病。我们希望在今后百年建设大计中永远看不见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第四,建设“大云南”的工作,应该是有计划性的,而不是无政府性的;应该是整体解决,通盘筹划,而不应该是东凑西补的零碎应付。所以我们绝不能以现在东来一个工厂、西开一个矿山为满足。而不得不进一步的要求最近能够举行一次全省矿产、水利的总调查,并且能够制成一个精密、完备的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之类,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根据。

又如,作者通过考察和研究,明确提出,要建设和发展云南边疆,必须优先发展有区位优势、有潜在能力的中小城市。他预言道:“滇边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唐宋的江南、宋元的两广、十九世纪的南洋正是今日滇边的缩照。交通开发,人口增加后,将来一定有许多荒凉破败的村落能够发展成为新兴繁荣的都市”。他具体建议首先开发以下五座中小城市:

第一个是位于江城县东四十里滇越交界上的“坝溜”。因为从此顺把边江可直航猛莱、河内、海防,途中仅“左铺”附近有一个滩险,“如果设法打平了,常年可以通行五十吨以上的小轮船”。比当时思普边区经海防、香港,绕道昆明或石屏搭滇越火车出国,至少要节省二星期以上的路程。此外,“坝溜区内交通亦可分东、北、西三个方向等距离连接思茅、普洱、磨黑、墨江、元江、石屏、建水、旧猛丁、金河各地”。

第二个是思茅。云南三大商埠之一,是当时内外交通的门户,贸易的繁荣冠于南防各属。

第三个是景洪。位于思普沿边坝子的中心。“坝子周围百里,大江中贯,形势极为雄壮(自注:云南境内有大江的坝子是很少见的),澜沧水流又很有开通到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的希望。将来发展起来,对内固然是一个重镇,对外应该是我国经营南洋群岛,尤其是暹罗的前哨”。

第四个是孟定。作者认为它是西南方“最有希望的都市”,因为它位于南定河的中流,是将来滇缅铁路西段的终点。“如果铁路开通后,短时期内,可以使孟定发展为一个近现代化的都市”。作者预言,孟定的发展比河口看好。除地方广拓平坦、能单独构成一个产业单位外,更重要的是“滇越铁路的交通意义和经济价值远不及滇缅铁路的重要”。

第五个是芒市。作者认为,“芒市是傣族盆地中最进步、最富裕的地区。滇缅公路通车以来,这里事实上已经向现代都市发展”。

此外,鉴于云南许多城镇“自有其局部的重要性”,譬如佛海为茶叶制造输出的中心,孟连是澜沧全属的出口;西盟足以担负卡瓦山的经营;猛遮、耿马、南甸等地势高敞平坦,宜于移民居住。作者也建议将它们逐渐发展为“未来的都市”。

《自得其乐》,一册,精装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

近人汪曾祺著。汪曾祺(1920~1997),著名散文家、戏剧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主要代表作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此外,文革中曾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修订。

属立目式笔记,卷首插附作者自绘彩色花草画数帧。下分《人间有味》《故人情事》和《闲话春秋》三章,每章下又由若干短文札记组成。内容多涉西南联大和战时昆明,其中又以自己亲历联大的人和事为主。如,记联大“中文系”教学情况最为翔实生动,值得今天认真研究。据载,当时联大开设“大一国文”课,全校共选。该课分为“课文”和“作文”两部分。“课文”由教授、副教授主讲;“作文”由讲师、教员、助教主讲。“课文”内容也有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点。作者记评曰:

《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之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鲁迅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自注:也许是《压迫》)。林徽因的小说选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所不容。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

作者记“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但基础课则要求较严,选修课各具特色,各显神通。如,朱自清先生讲宋诗,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罗庸先生讲杜诗,“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能背出来”。唐兰先生主讲古文字学,“有一年突然开了一门词选”,讲《花间词》。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自注: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喽,也没有人懂!’”[1]沈从文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文还长……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读书很多,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讲唐诗,不蹈袭前人已语。讲晚唐诗和后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道‘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实‘满坑满谷’!”[2]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从不记笔记”。实属有才气而不愿“规范性”读书、考试的学生[3]。但他却习于努力在图书馆刻苦自学,勤奋写作,积极向有真才实学的先生们请教。所以,在名师云集的联大,在自由、宽容、坦荡、率真的教学氛围中(作者语),遵规守纪的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自然能成才;但是,像汪先生这样的学生,也会同样得到“爱才”如闻一多、沈从文等先生的关注和提携!最终也能修成著名作家。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真诚地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审是。(未完待续)

注释:

[1]此处作者提到并赞成刘文典先生批评某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某本作某”,却没有自己的观点;某些教授讲古文,自己用注释本,发给学生却是无标点的“白文本”。但并没有刘文典先生说自己和某个教授应得多少多少工资;也没有骂什么人不该跑警报。反之,作者却记称:“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

[2]此处作者提到闻一多先生讲课,师生可以自己抽烟,但并没有说闻先生发烟给同学。

[3]笔者大学世界近代史教师梁国维先生与汪曾祺先生前后同学。他回忆说,汪先生当时确实因为没有通过联大某门考试,未取得毕业文凭。识此备考。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