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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六)
[作者:朱端强发布时间:2019-05-29 10:27来源:昆明史志2019年第1期]

云南史料笔记叙录(三六)

朱端强


《广志绎》五卷,附《五岳游草》,顺治元年和康熙十五年刻本,《台州丛书》本,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王士性撰。士性,字恒叔,号太初。《明史》卷223有传,但不详生卒宦迹。中华书局标点本《广志绎》附录引康熙《台州府志》记其“万历癸酉(万历元年,1573)登贤书,丁丑(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初授朗陵令,有异绩,考选礼科给事中,伉直有声……素以诗文名天下。且性好游,足迹遂遍五岳,旁及蛾眉、太和、点苍、鸡足诸名山。所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诸书……”该书《自序》作于万历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87)。但不详宦滇之事。检读全书,尝言“余备兵澜沧”,“余官澜沧两年”,“余入景东”。明朝在今云南丽江永胜一带设立“澜沧卫”,士性或在此有过公干,故得游云南。其游滇时间,据《五岳游草》卷七《泛舟昆明池历太华诸峰记》称:“余以辛卯春入滇之迤东”,同卷《游鸡足山记》自著时间“辛卯腊望后三日”,知其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入滇不误。

该书属地理游记。卷一《方舆崖略》,概说天下山水地形,以为总纲。此后,依次为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和西南诸省。其所记云南部分不立子目,内容尤详于滇西地区,广泛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地形、天气、道路、矿产、土司、风俗、外交等。由于作者在滇生活有年,故其所记并非浮光掠影之见,实可供研究明代云南史地者参考。如卷四,据作者宦游滇西所见,记当时“江右人”尤其是江西抚州人为何流寓云南?以及他们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活动云: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外出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便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勘舆、星象、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

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州人居十之六七。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倮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由于人口压力和战乱等原因,元明以来,江浙闽广人不断移入云南。他们或随军屯垦,或殖货经商,或无业流浪。就中的确以江西人最为活跃。作者对当时寓滇的抚州人口之估计虽然偏高,但至少可以说,当时在云南经商的江西人最多。检明清云南地方志,遍布云南有万寿宫(江西移民所建)或江西会馆(晚出),滇人自古以来有“江西老表”或“老表”之称,皆是最好佐证。应当说移入云南的江西人大多数是从事正当经营的好人,他们和其他外来移民一样,对发展古代云南经济起过重要作用。

但也不排除一些“来者不善”的流民,他们窜入边疆地区,勾结土酋或地方官,欺诈淳朴胆小的少数民族。该书卷五,就记载了澜沧地区某些江西奸人诈骗“土人”钱财的案件。说他们暗中勾结,唆使一年老多病的江右流浪汉与当地“土人”发生争端,“竞相推殴而死”,遂将土人告官索赔,骗取巨额钱财。“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辜而死,或幸而脱,无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独余官澜沧两年,稔知其弊,于抚州客状,一词不理!”

此外,该书记明代云南采矿和冶炼情况有云:

采矿事唯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公私用度之费皆矿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即硐以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也;一聚为义夫平分之也。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札而领煅之。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採者,任其环居硐外。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

此外,该书所记云南时差,滇盐生产,昆明沐王府的设计规模,景东之风物,大理苍山之景色,丽江木氏土司,永昌移民,滇西特产,云南道里以及麓川和缅甸史地等,亦颇多参考价值。

附《五岳游草》,旧题《王太初先生五岳游草》,十二卷,清初刻本。卷首有冯甦、潘耒两《序》,皆作于康熙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其书为作者旅游诗文之作,按足迹所至,每卷各分上、下篇,上篇为文章;下篇为诗作,而以诗作为主。其中,卷七《滇粤游》上和卷十《滇粤游》下乃游滇诗文。所收作者游历昆明太华山以及九鼎山、点苍山、鸡足山四篇《游记》和诗章。尤为珍贵的是,作者附录所绘滇池、鸡足山和点苍山形胜图三帧,极为精美清晰,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古今奇闻类记》,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施显卿著。显卿,字纯甫,号九峰山人,江苏无锡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曾官新昌县知县。其余事迹不详。此书约成于万历四年(1576),杂取小说、史传、方志等,按天文、地理、五行、神祐等,分类立目叙事,条目之下,一律注明出处,编撰态度严谨。虽书称“奇闻”,内容却并非皆属荒诞不经之事,其中涉滇史料或可资考证。

如人皆知汉武帝为征服云南,曾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练习水战,但“昆明池”究竟如何,却鲜见具体记载。该书卷三《石鲸鸣动》条,据《西京杂记》等书,记所谓“汉习楼船”曰:“昆明池在汉上林苑,元狩二年,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习水战。周围四十里,中有‘豫章台’,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汉世祀之,以祈雨,有验。杜工部诗:‘石鲸鳞甲动秋风’,盖刻石之鲸鱼相传有灵也。”同卷《云南山移分裂》条,据《謇斋琑语》等记丽江地质突变曰:“国朝成化庚子(按:成化十六年,1480年)五月间,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按,今玉龙县巨甸镇)白石山,长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计二里许。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与两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动。江水壅塞逆流,淹没田苗,荡柝民居”云云。不禁使人想起丽江“虎跳峡”之类的自然景观是否如此形成?再如,卷七《李僧龙听讲经》条,据《一统志》等记南诏时“无言和尚”的传说,称和尚姓李,继承祖父“精密(宗)教,”常常持一钵可求晴雨。被南诏王蒙氏封为“灌顶法师,尝于大理崇圣寺讲经。有老翁立听。听毕,乘风云而去。众惊问之,曰:‘洱水龙’也”云云。又如卷四《温泉》条,据《一统志》等记云南重要温泉云:“云南安宁州汤池在州北一十里。云南温泉非一,惟此为最,色如碧玉,可见毛发。临安(今建水)温泉在府治西,水如汤。每春暮,郡人浴三日乃归,谓之‘祛时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三州四县俱有之。腾冲温泉有四,一在城北马邑村;一在城东南大洞村;一在城南罗冲村;一在城西缅箐村,水沸如泉,人多浴之。”则非常写实,或可供今天开发、利用云南温泉参考。

《明世说新语》,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李绍文著。绍文,字节之,江苏华亭人,生平事迹不详。除此书外,尚著有《艺林累百》等。《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仿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分类记说“有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嘉(靖)、隆(庆),盖万历中作也。”所涉云南史料不多,材料来源大多闻自当时宦滇游滇亲朋好友,或有一定参考价值。

如卷四,记云南大理石当时非常珍贵,简称“石屏”,宦滇官员往往以此作为礼品行贿赠人。但有李邦伯者(按,未言其名,一般称“邦伯”,指地方最高官,相当于省长),“独寓意于《送行诗》中有云‘相思莫遗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时人评曰“可谓得业相劝”。同卷,记滇籍名宦杨一清“有故人餽宝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劳左右立尽。有贫归者,发囊助给,率数十金。罗念庵(按,指罗洪先,明代著名思想家)曰:为天下用财不以私蓄,即此于一介不取可也”。但有几人有此人品官德呢?

相反,据作者记载,当时在滇为官者“非愚即污”者也不在不少。如卷七,记开化府(按,今云南文山)“汪令贪甚。讼者无问曲直,皆罚金。民皆咨叹,以讼为戒。令訝,问其故?一吏进曰:‘政谓明府贤明,民化之,不好讼耳’”。面对“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贪官,谁还敢去打官司?此属下吏是会拍马屁、还是出于讽刺?公然说:您老贤明,把人民教化得非常和谐,大家就不爱打什么官司了!再如同卷,记滇中某“督学”(相当于今省教育厅厅长)“讲道学不已,讲毕,问诸生曰:‘今日所言若何?’一生对曰:‘宗师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话!’”明清“道学”多属宋明理学糟粕,讲来讲去,老生常谈,令人生厌。滇人自古以来称不着边际“大话”为“天话”,此生以“天话”对“道学”,滇人岂无幽默感?

此外,记寓滇状元杨升庵在云南的文化活动,记杨升庵与云南保山名流张含之诗书情宜等,亦颇有参观之处。但也必须指出,该书虽效仿《世说新语》,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水平都不可与《世说新语》相比。并非明人佚事本身不精彩,而是作者之才气十分有限,可见传世名作不是可以随便模仿的哟!

《善善录》,一册,不分卷木刻本,刊刻时空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李文耕著。文耕字心田,云南昆阳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先后任山东邹平、冠县知县;胶州、泰安、沂州府知府,升浙江盐运使等,改官贵州。任内政声卓著,时人称“李青天”。道光十三年(1833),退休回乡。他以推崇正学和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为己任。在山东做官时间最长,死后,人们将他奉入当地“名宦祠”。

立目式综合型笔记,杂录作者在山东任内之案牍文、告示、信函、题跋、书序、课艺等。书名“善善”,旨在提倡伦理道德,劝人为善之意。其记事虽不具体涉关云南,但对于研究这位著名滇籍循吏之政治言行、吏治行为都很有教育意义。

如《家训六字说》条,记嘉庆十四年(1809),作者将其“和顺、勤苦、俭约”六字家训略加疏证,编为韵语,广为刊布,用以教育启发治下士绅民众。其语有“处家之道,第一和顺;勤苦相先(自注:争相勤苦);俭约自询(自注:时时检查是否俭省节约)。保此克昌,失此百釁,各尽其道,反身勿吝。”又曰:“乡先贡仰泉公常训耕治家之道以‘和顺’为命脉;以‘勤苦’为精神;以‘检约’固元气,而要之以‘反身’为盡。耕谨识之不敢忘。”并以此教育孩子和大家,希望人人“亲亲长长,勤生理而裕盖藏”,社会和谐,减少犯罪。又如《书冠县李氏六世同居额后》条,记山东冠县贡生李贵时“高、曾、祖、父、儿、孙六世”和睦同居,六十余人不分家!全靠“公平”二字维系各房团结。作者欣然为之题额表彰。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家庭,但“公平”二字仍是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需要。

又如《与州属各寅好》条,是作者致同僚的一封论及吏治的书信,作者提出“居官之大戒”,在于“蒙蔽“二字。“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而一受蒙蔽,则百病丛之。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滑书蠹吏。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败裂”。要免除蒙蔽,当官的要常守一个“勤”字——“勤省阅而案牍之压搁者少;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远;鞠讯勤而情伪悉,孰能乱我聪明?决判勤而拘系释,谁能肆其鱼肉?……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在众多信札中有《谕子帖》二,是作者写给自己两个儿子的两通书信,很值得一读。

第一通阐明自己有关“忠孝”和家庭教育的观点曰:

谕慎儿、蕙儿:人生各有当为之事。就现在而为所当,即是修身立命,善之大者也。尔等现在衙门中,第能安分守矩,不惹外事,不坏我声名,孝之一也。保守身子,不致疾病,免使我忧愁,孝之二也。小心敬慎,照料家务,省我烦劳,得养精神,孝之三也。守此三件,使我无内顾之忧,将全副精力都用在公事上,报国安民,荣及先人,泽流后嗣,尔等亦与有忠荩之助焉。人生大节无过“忠孝”二字,尔等虽因我做官耽误,不得成名,然现在可以尽孝,可以尽忠。立品立德,立身立家,大有事业在此,不可轻看了自己,贻误至于管教子弟。节省衣食,为自己惜福,为子孙惜富,以及谨慎待人,而各使之安;宽厚驭下,而悉使之奋。蕴酿一家和气,消弭内外嫌隙,皆统于“忠孝”之中,而推广无穷者也。其曰思勉之勿怠!

另一通如实写出了自己清廉为官,宦囊萧然的情况和思想曰:

谕德慎、德蕙:我服官东省,做过苦累之缺;亦做过美好之缺。而至今尚右绌左支,避债无术。昨友人有责我不善理财者,我竟逡巡跼蹐,无一词以对。然静思我无声色货利之好,糜耗财物。除办公不惜及寅友急迫,量力捐助外,并未尝多用一钱夤缘当路!是谨慎财利者莫过于此。我所不善理者,唯不能巧取于民耳。夫巧取于人者,举气节声名一朝弃之,惜矣!甚者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岌岌乎危哉!若我之不巧取者,乃不敢强夺乎人之所必争,妄干乎天之所不与。财虽不裕,心则安焉。历想数年来债主临门,一时逼索难受!此外或难办之件化险为夷;或难处之事,变急为缓,毋亦有得力于‘不善理财’者乎?尔辈学思胜人,利思让人,甚无惑近小之便利,忘正大之规模,务巧取而令人笑汝拙,且危其后也。

清朝官俸为中国历代之最低,故一个清廉不贪的中下级官员要维持应有的绅士生活,往往真的要靠借债度日!除文耕之外,云南清官钱南园等人也要借债生活,就是明证。文耕之借债为官,除了清正廉洁之外,还因有“量力捐助”生活更加困难同僚的义举,其官德人品就更为高尚!但事实证明,不贪不占的清官毕竟太少,所以清政府曾一度给各级官员增发“养廉银”(按,相当于反贪补贴)。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今天如白恩培等高官的俸禄和生活水平,同比清朝,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足以维持其“现代绅士”的生活水平,但他们贪脏的数额,同比清朝,却又更多更大!什么原因?读以上文耕之信得知,结论恐怕只能是:他们既无“名节”廉耻可言,更不怕“天殃报应”之谴。正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啊!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一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

近·浦江清著,浦汉明整理。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人,1926年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多门外语。以学识渊博著称。1933年与冯友兰同赴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随校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8年来滇,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与朱自清等创办《国文月刊》,一度担任主编。1940年,送母回乡,一度滞留上海,闭门著述。1942年,又取道闽广七省,只身历险,重返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随校离滇北返。先后任清华、北大教授。1957年因病去世。所著有《浦江清文录》等多种。

整理者为浦江清先生之子。其《后记》称《日记》初版据家藏原稿,经浦江清先生好友吕叔湘先生选定,“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删节”,惟《日记》原非完整,虽经再版增补,亦有部分内容“因为涉及一些人和事,目前还不宜发表”,窃以为,这是民国诸多名人《日记》之共性,可见历史研究欲求其真,又谈何容易!

《清华园日记》(上)记事起自1928年,终于1936年,《清华园日记》(下)起自1948年,终于1949年。中间插入《西行日记》,记事时间起自1942528日,终于194329日。对于研究作者第二次从上海返滇之历程,作者等联大教授在云南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当时昆明等地的社会状况等,提供了不少真实的史料。如记1942年清华文科研究所之生活曰:

清华文科研究所在龙泉镇(即龙头村),在城之东北约二十里许。与佩公(朱自清)十时出发,午刻到。见(闻)一多、俊斋(?)长谈。又见冯芝生(友兰)先生,冯有家在彼,离所址不足半里,(陈)梦家亦有家在彼。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

《日记》反映,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难,作者并联大师生并未丧失以教育和学术救国的职责,教学和科研照常进行。如作者一直坚持撰写其名著《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与陶光等学者在昆明为研究和发扬昆曲而努力、先后接待牛津大学希腊文学教授Dodds和中国文学讲师Hugheos的访学等。同时,他们也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团结互助,工作之余,也常在一起聚餐,看电影、打牌、赶乡街子。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

《滇贤生卒考》,一册,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方树梅著。著作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属云南历史人物研究笔札。与作者所著《滇南学者生卒考》内容大体相同,先后用“学山楼稿纸”和“云南丛书用纸”写成,则可初步确定为作者参修《云南丛书》前后所为,个别条目为解放后增改。《滇南学者生卒考》卷首《弁言》曰:“余辑《滇南碑传》为一集,复将碑传中之学人而有生卒年月日者,依生年时代摘出;其无碑传之学者,亦力加蒐访,得一百十人,分为三卷,颜曰《滇南学者生卒考》”。次为赵式铭《题词》,语有“独为滇贤识存没,去留亦足争青史”。

全稿起自明人兰茂,迄于周钟岳等解放初期去世的著名人物,而以清代人物最多。每条著录其籍贯、姓名、字号、简要生平、重在注明其生卒时间和享年数。生卒尽量精确到年、月、日,不确者,则据实空缺。凡有碑传可依者,则于文末注明出处,无则空缺。如“嵩明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别号和光道人(按,中略,简历)生于洪武丁丑,卒于成化丙申,年八十。李澄中有《祠堂记》”。又如“剑川周钟岳,号惺庵(按,中略,简历),生于光绪丙子十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五五年乙未三月初六日,年八十。方树梅有《周钟岳事略》”。

《滇贤生卒考》较《滇南学者生卒考》更为简括。看似前稿之未完改本。人物不限于“学者”,故扩大为“滇贤”,删去卒于解放后之人物,而总数却增为122人。体例和内容也有所调整。每条先抬格著录其籍贯、姓名和享年数,再低格注明其字号、生年、科第、职官、卒年、著作。整比划一,文末不注出处或有无碑传记录,更似工具书。如丽江木氏土司三代人物著录形式如下:

丽江木公,六十岁。

公字恕卿,世袭土知府,工诗,杨慎为录一百十有四首,曰《雪山诗选》,叙而传之。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丑九月。

丽江木青,二十九岁。

青号松鹤,(木)公之曾孙也。能诗善书。殁后,子增刻其诗曰《玉水清音》。生隆庆已巳,卒于万历丁酉。

丽江木增,六十岁。

增字生白,土知府,著有《云薖集》。生万历丁亥八月十七日,卒顺治丙戌。

众所周知,编著工具书,嘉惠后学,有益于提高科学研究的速度、深度和质量。然而,如今愿意埋头从事这一重要学术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所谓科研评价的视角也无视或无知于这类著作的价值。反之,某些抄袭剽窃、耸人纵听和毫无意义的所谓“论著”却甚嚣尘上。长此以往,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只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水平上互相重复了。

(未完待续)

(更正:本刊2018年第3期目录和正文之大标题,漏为“云南史料笔叙录”,应为“云南史料笔记叙录”,特此更正)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