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公告
人物春秋
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进士
[作者:张佐发布时间:2018-05-09 16:49来源:昆明史志]

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进士


——兼谈状元选拔的偶然性


张 佐


明清两个朝代,殿试(也称为廷试)的第一名进士称为状元。殿试是会试之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会试中试贡士进行的一场考试。考试只举行一场,在当天之内结束。考试的内容为一道策问,清代时题目由皇帝钦定。考生写作的策论文以一千字为准,超过一千字不加限制。考生的试卷先由地位很高的读卷官(因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故评阅试卷的高官只能称为读卷官)仔细阅读后并定出名次(殿试对会试中试贡士的试卷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出名次)。明代的读卷官为十四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读卷官减为八人。

清代的读卷官在拟定试卷的名次后,挑选最优秀的前十名试卷呈交给皇帝(整个清代都是按照这一规矩进行的,只有两次意外。一次是乾隆二十五年,读卷官因进呈前十名试卷外,还有佳作而请示乾隆皇帝,后特许再加二份试卷;另一次是乾隆六十年,读卷的大学士和珅,以无佳卷为由,只呈交了前八名的试卷),由皇帝阅卷后亲自确定一甲三名和二甲前七名的名次。明代的读卷官在拟定试卷的名次后,究竟呈交几份试卷由皇帝钦定名次,无可靠的文献记录,但根据清代的科举制度大多沿袭明制,估计明代呈交的也是前十名试卷。明代的皇帝对前十名的试卷一般只钦定前三名,即只钦点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而清代的皇帝对前十名试卷,大多根据他们的主观看法重新钦定名次(也有基本上不改变的)。由皇帝一人重新钦定前三名或前十名的名次,就使得殿试名次的主观片面性大为增加,而客观公正性则大为减弱。因此,明清两个朝代殿试后前十名进士,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状元。

明代皇帝钦定一甲三人,不仅仅只看试卷的成绩,还要参考考生的相貌、姓名、籍贯、年龄等诸多因素。徐咸的《西园杂记》云:“建文二年廷试,已取吉水王艮卷第一,及传胪,以艮貌不扬,遂以胡广易之,艮次焉。”李调元的《制义科琐记·名近暴》载:永乐“二十二年廷试,上初取孙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曰:孙暴不如邢宽。遂擢第一,仍用硃书填黄榜,一时称异事。”由于永乐帝的荒唐,孙曰恭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只成为了第三名的探花,而邢宽则天上掉馅饼,摘取了状元的桂冠。《制义科琐记》还云:“景泰五年甲戌殿试,丘文庄公濬本拟状元,以貌寝(相貌丑陋),置二甲一名。”由于景泰帝的以貌取人,丘文庄公濬煮熟的鸭子也飞了,而孙贤却成为该科的状元。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密采状元》载: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殿试,原预定状元为张和,但明英宗对预定的张和不放心,派出太监去密查,结果发现张和“目眚”(眼睛上长膜),便将张和列为二甲第一名,而钦点施槃为该科状元。故朱国桢说:“先朝策士,凡鼎甲(一甲的一、二、三名称鼎甲,引者注),圣人多密访而后定。”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殿试后,原定吴情为状元,因吴与无同音,故而“圣上曰:无情岂宜居第一。正犹豫时,忽高悬殿幡结雷字;故圣意欲得雷姓为首,遍榜中觅之无有”,后发现有叫“秦鸣雷”者,即擢之,乃以吴为探花(见顾鼎臣、孙祖训汇编《明状元图考》)。

清代的皇帝钦定一甲三人和二甲的前七名时,虽然没有明代皇帝那样荒唐,但也有主观随意性。康熙十五年(1675年)丙辰科殿试,会试会元彭定求在殿试后被列为第三,康熙帝以“会元策末数行,有劝勉朕躬意”,于是亲擢第一(见罗有高《彭公定求行状》)。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科殿试,读卷官伊桑阿等选择殿试贡士策十卷依例进呈,康熙帝改拟第二名沈廷文为第一,第五名查嗣韩为第二名,第四名张豫章为第三名(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殿试,乾隆帝亲阅进呈的十卷,召读卷官入,谕曰“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十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所拟第八卷,可置第五;所拟第三卷改置第六。”(见《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二)。经乾隆帝的这一改动,原来第四名的于敏中成为了状元,原来第一名的林枝春成为了榜眼,原来第十名的任端书成为了探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恩科殿试,读卷官进呈的前十名试卷,第一名为江南阳湖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仁和人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以前,“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因此乾隆帝对前三名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其实,乾隆帝非常欣赏赵翼的策论,但他解释说:“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以上引文见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殿试,读卷官原拟第二名的陈初哲,乾隆帝以其对策“条论切直”,擢为一甲一名。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殿试,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等。李鸿藻认为张孝谦的试卷可列为第一名,翁同龢认为费念慈的试卷可列为第一名,两人争执不休,互不肯让。光绪帝闻知,很是为难,李鸿藻是朝廷重臣,翁同龢是自己的老师,两个人的面子都要照顾,于是只好和稀泥,将费念慈改为二甲第六名,将张孝谦改为二甲第二十三名,将张建勋点为状元,李盛铎点为榜眼,刘世安点为探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殿试,考官按惯例把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给光绪帝。这十份试卷中,后被钦点为状元的骆成骧试卷本排列在较后的名次,但光绪帝阅卷时,见该试卷所表达的思想较新,而且文章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言。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刚失败,光绪帝大为感动,遂拔置骆成骧为一甲第一名,即状元。骆成骧(1865~1926年),字公辅,原籍云南会泽,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生活过得十分艰难。骆成骧的亲生父亲认识一位到会泽经商的四川资中商人骆腾焕,由于两人处得较好,骆成骧的亲生父亲在骆成骧七岁时,便把骆成骧过继给骆腾焕。骆腾焕把这个过继给自己的儿子改名骆成骧,并把他送到成都请名师培养。由于骆成骧聪明过人、勤奋努力,又有名师指点,所以科场考试顺利,并中了状元。但由于骆成骧已成为四川人,云南人竟与状元无缘分。

由于以上的各种原因和各种偶然,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读卷官初拟的前十名试卷的名次,都有可能被皇帝有理或无理地调换,即这前十名的每个考生都有可能被钦点为状元。笔者统计,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被读卷官将名次排列于前十名的云南籍进士,即与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人有十人之多。他们是:杨绎、张志淳、李启东、张合、张一甲、罗士箐、张晋熙、朱淳、萧培元、赵时俊。

杨绎,太和(今大理)人,明景泰七年(1456年)丙子科云南乡试考中第十二名举人,明天顺四年(1460年)庚辰科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五名(殿试总名次为第八名)进士,官至参政(相当于如今的副省长)。杨绎为官清廉、干练,有政声。

张志淳(14571538年),字进之,号南园,永昌(今保山)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庚子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殿试第二甲第四名(殿试总名次为第七名)进士。曾官选部郎、南户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译)馆(翻译机构),谢病归,以诗书自娱,著有《南园漫录》《永昌二芳记》,《四库全书》均著录。其诗今存《春园诗》二十七首,是写他晚年生活与心绪的作品。另有《澜沧江》诗:“悬崖千里插江深,古木千章蔽日荫。险极乾坤无与并,路开秦汉到于今。拨云倚树寻佳句,历井扪参豁壮心。遥指峰头堪暂息,一龛灯火记观音。”该诗对澜沧江的险奇、古道的悠远,觅佳句、豁壮心、记观音等景色及多重心绪的描绘,都有独到之处。张志淳《南园漫录》中,有《论字》《论诗》等文,阐述其对书法、诗歌的观点。对作诗,他主张以情为本,包括忠君、爱国、忧世及夫妇之情。有情则无论浑厚、悲壮哀怨足以感人;无感情,则成为无病呻吟,或如戏文,随读随泯。律诗创作,力求格高、句响、意巧、字健、语奇、深沉、明畅,避免卑弱、叫噪、雕刻、生涩、怪异、隐僻、炫露。学诗应学盛唐,特别是杜甫诗。这与当时李东阳、李梦阳等的诗歌主张一致。在《论诗》文末,他说:“予于诗,自幼好之,今年八十而竟无成也,因书以学诗者。”此语既谦虚,又语重心长,耐人寻思。

张志淳事业有成、文名亦著,却能饮水思源,躬行尊师之道。相传他晋升为户部右侍郎后,奉旨回乡扫墓,永昌官绅皆骑马乘轿出城相迎。进入城区后,张志淳突然看见启蒙恩师杨务本右手提束松毛卷,左手叼起蓝衫两角,不知兜着什么东西,急忙下轿恭行面师之礼,并以锦绣官袍为兜接过老师衫中兜的白米,然后又接过用作燃料的松毛卷,恳请老师上轿,自己则替恩师提薪兜粮相送。来迎接张志淳的官绅见张侍郎如此尊师,只好下轿、下马跟随张志淳行走。

李启东,字元叔,楚雄人。李启东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明嘉靖十年(1531年)辛卯科云南乡试,李启东考中第三名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殿试,原拟定李启东为一甲一名,即状元。后来,嘉靖帝又以云南太边远,不宜点状元为由,将李启东抑置为第二甲第一名进士,即殿试总名次的第四名,这一名进士称为“传胪”。明嘉皇帝的这一荒唐行为,既有愧于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祖先明太祖朱元璋,又与有全局观念的后来者乾隆皇帝形成了见识高下的鲜明对比。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戍科殿试,朱元璋得知路途十分遥远、平定只有十二年的云南,居然有一个名叫李特的昆明人,第一个考中了进士,十分高兴。他于百忙中抽空在便殿单独召见了这位第三甲第四十八名进士。朱元璋亲切地询问李特的各种情况,对李特大加勉励,并赏赐了许多东西给李特。他认为李特的名字不太好,亲自给李特赐名为李忠。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恩科殿试,原拟江南阳湖人赵翼为第一名,但当乾隆帝得知陕西至今还无人考中状元,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和对陕西人的鼓励,乾隆帝就把排名第三的陕西韩城人王杰点为状元。

李启东在当时和后来是否知道状元桂冠失落的真相,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李启东既是云南人中最会考试的考手,又是一位很清廉的清官。他乡试考中第三名举人,第二年又考中云南科举史上名次最高的连捷进士;他守己正,束下严,无论是在兵部任武选主事,还是在南京任礼部郎中,都是廉洁的楷模;他积劳成疾卒于官,死后无积蓄,仅留下《选法纪律节要》《崇俭戒奢篇》等著作。

张合(1506~?),字懋观,号贲所,永昌(今保山)人,成化甲辰科进士张志淳的次子。张合自幼就很聪明,相传“目有夜光,九岁能赋诗”。十六岁时考中云南乡试第一名,即解元;二十六岁时又考中第二甲第六名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稽勋员外、贵州参议、湖广副使等职。

刘文征《滇志·乡贤》说:张合“以疾归,是年卒。性嗜学,手不释卷。善书画,权贵造请,辄谢却之。居乡,不谈公府事。府中查夷田,人心汹汹,乃为书五千言达之当路,竟寝。”张合一生著有《贲所诗文集》《宙载》等著作,多散佚。民国十三年(1924年),有学者从省外转抄《宙载》残本,收于《云南丛书》。其后,辑其诗五首、文五篇于《永昌府诗文征》。张合在《履影诗序》中说:“嘉靖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予由贵州、荆襄至京师,及丙戌(嘉靖五年,1526年)由闸河入南都,达大江、涉洞庭而南归,凡往来于道者将一载,所见皆可叹可愕可惊可悲。予虑夫见则存而久则忘也,乃择其尤者为图二十三,附以诗,各曰《履影》。”由此可以看出:张合还是一位能诗善画的多面手。张合的山水诗风怀雅抱、清隽有致,如《履影》中有这样一首七绝:“泸溪道路迥逶迤,厚樾浓荫翠欲迷。行尽万山无过客,鹧鸪时共子规啼。”

张一甲,字退叔,号菉君,石屏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第二甲第二名进士。据载,殿试的那天,崇祯帝奇其名,遂置二甲第二名。召对某事,召射天坛,授礼部主事,旋除本部郎中、四川叙马炉兵备道。这时流寇在四川到处抢劫,张一甲设计捉拿了几名要犯杀之。革除南溪里甲积弊,雪张铛冤狱,擒拿合江妖贼干得干净利索。甲申之变,捐俸募兵四千许,北向勤王,会丁内艰归。前奉命入蜀时,有孤臣远出,恋关情深,疏条奏,慎名器,覃实爱存大体。戒浮言,杜异教,五事仕蜀,振兴文教,士风丕变。生平笃忠义,重气节,乱世不渝。后学私谥忠介。

张一甲有《古柏山房稿》《止园集》等著述传世,他的七言律诗《乾阳山》,描写石屏北城外景色优美,宛若仙境的乾阳山:“峭壁峨峨石径通,乾阳古洞半山中。溪边流水岩前绿,谷口桃花雨后红。变幻烟云分远近,升沈日月自西东。登临到此疑仙境,奚问蓬莱第一宫。”

罗士菁(1802~1841年),字雅林,石屏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第二甲第六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编修授江苏常州府知府、山西河东兵备道。罗士菁在河东任上截革陋规,政绩卓著,但未到四十岁,便英年早逝。

张晋熙,昆明人,道光三年(1823年)考中癸未科第二甲第四名进士。张晋熙为官精明干练、廉洁爱民、政绩卓著、声震朝野。后官至从二品的河南布政使,为清代中后期著名高官。

朱淳(生卒年不详),初名峤,字瀛山,石屏人,嘉庆年间优贡,道光辛巳(1821年)科举人。己丑(1829年)科与朱家学、朱丹木二叔父同取进士,中二甲第一名(传胪),为清代云南进士中甲次最高者,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任国史馆纂修、武英殿纂修。丙申(1836年)会试,同考官,武会试作内监试。丁酉(1837年)顺天乡试监试。历掌河南、湖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域吏、兵科给事。外任浙江金华府知府。历署绍兴、宁波、温州等府知府,所到有政声,在宁波“时值英人通商,兵火之后,中外杂处。朱淳招抚流亡,尽心教化,阴除汉奸。遇事持正,遂使中外相安,疮痍渐复,海疆宴然。以劳卒于官”。朱淳生前喜好书法。乾隆以后滇中书法都宗钱南园,惟朱淳直追蔡邕、苏东坡,独树一帜。

萧培元,字钟之,昆明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亥科云南乡试,萧培元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清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第二甲第四名进士(殿试总名次的第七名),是一位与状元桂冠只差一步之遥的人物。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济南府知府。著有《思过斋集》等。

赵时俊,字秀升,浪穹(今洱源)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科云南乡试考中举人,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殿试,才考中第二甲第五名(殿试的总名次为第八名)进士,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才。赵时俊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因丁忧而回归云南,主讲五华书院。守制期满,回京城,补御史。后被任命为贵州安顺府知府,政绩卓著。赵时俊工行、楷书,笔意清健,受到时人的好评。

以上这十位优秀的云南人,阴差阳错,最终都没有成为状元,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云南人的遗憾。然而他们都根据自身的优势,在各种领域里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中的有的人,要么人品高洁,成为楷模;要么政绩卓著,名传政界;要么功勋显赫,声震朝野;要么学问渊博,蜚声文坛;要么兼而有之,流芳千古。

明清两个朝代的殿试,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进士,大约有一千多人(明清两代共举行殿试201次,如果每次有9人,共有1809人)。从这些人的遭遇来看,殿试与乡试、会试相比最欠公平、公正。殿试之所以最欠公平、公正,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乡试、会试的考卷都是经专门誊录书手用硃笔誊写后的硃卷,不是考生原来写的墨卷,考官无法根据考卷的笔迹徇私情,也不会因为试卷书法的优劣影响到试卷的取舍和名次的前后。而殿试的试卷是未经誊录书手誊写的考生原卷,这就给个别人品不好的读卷官根据试卷的笔迹徇私情开了方便之门。另外,明清两代的读卷官都有比较看重书法的传统,书法好的试卷排名就会靠前(他们拟定的前十名试卷,肯定是书法最漂亮的,而不一定是策论写得最有见地的),殿试考的是策论的好坏,而不是书法的优劣,这就影响到了殿试结果的公平、公正。二、乡试、会试的录取和所定的名次,是众考官集体智慧的结晶,并经过正副主考或正副总裁的认真比较,反复斟酌共同确定的,考官的行为还受到大小官员和参考士子的严密监视和苛刻问责。特别是会试,是在皇帝眼皮底下进行的,京城的大小官员、参考的众多举人、皇帝派出的众多耳目都密切地监视着考官的一举一动,会试录取贡士后的排名还要受到殿试的最后检验。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两试录取的士子和所排的名次都是很公平、公正的。而殿试的前三名或前十名的最后确定,是由不受约束的皇帝一人“圣衷独断”。明清两代,文化素质和判卷水平高于读卷官的皇帝并不多,特别是明代的皇帝,尽职、敬业者并不多,而性情乖张、玩忽职守者则较多,再加上明代的皇帝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这就使得由皇帝钦定的殿试名次不一定合理。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致使状元的选拔有时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偶然性。因此,状元的含金量一般不如会试第一名会元的含金量高,而这一现象在明代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状元毕竟是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的,因此状元虽然不一定是那一科殿试最优秀的考生,却也是那一科殿试很优秀的考生。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