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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陈寅恪先生与云南的缘分(下)
[作者:杨立德发布时间:2017-12-11 12:53来源:云南政协报]

     陈寅恪无论在香港,还是到桂林,心中都记挂着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是他在昆明抱病完成的著作。在香港时,就立即给傅斯年写信问书稿的事:弟近将所作之《唐代政治史略》修改完毕,中论士大夫政治党派问题,或有司马君实所未言者。将如何出版,尚乞便中示之。并问:“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论》,则商务书馆毫无消息。因现在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则专印钞票、邮票,交去亦不能印,虽谆托王云五、李伯嘉亦无益也。”到桂林后,再次写信给傅斯年说:“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他后来才知道,《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毁于战火。在蒋天枢所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本年初在昆明曾生病。师曾语枢云:‘本年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此稿遗失(闻商务香港印刷所在付印前为日寇烧毁)。后史语所友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重印,恐多误。”

  陈寅恪晚年的两部巨著,都与云南有关系。1958年,陈寅恪因被批“白专”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此便不再上课,而转向专心写作,做起了“颂红妆”的工作。他在《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中,谈到他对“颂红妆”的心情:“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所谓“颂红妆”,是陈寅恪准备写的两部书(即《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的两位女性,一位是孟丽君,一位是柳如是。这两部书,都是在陈寅恪双目失明后,由他口授,助手或夫人帮助记录整理成书的。就在老友吴宓远道而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将《论再生缘》的油印书稿送给了吴宓。后来,此书于195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但此书却与陈寅恪无缘,相反受到为何在香港出版的追查。此书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书的“序言”中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陈寅恪知道后,心情很是沉重,后来才有“盖棺有日,出版无期”的说法。此书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980年,才收入《陈寅恪文集》正式出版。《再生缘》原为弹词,写元代云南昆明城中孟、皇甫、刘三家的爱恨恩仇,孟丽君被逼婚时,不得不女扮男装出逃,经连中三元后拜相,因酒后被发现是女身,情急伤神,口吐鲜血。被皇帝知道后,欲强逼为妃,令她进退维谷,弹词至此嘎然而止。这弹词的作者,也是一位女性,名陈端生。陈寅恪之所以要“论”这篇弹词,不仅仅是因为孟丽君女人为宰相,更重要的是陈端生敢于反抗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君父夫”三纲,赞扬陈端生“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书中,陈寅恪说:“吾国昔时社会感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多不教女子以文字。端生在此环境中展露才华,固属不易,然其不平之气,亦不可免。”陈寅恪的另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82万字,也是他的心血之作,十年岁月,锲而不舍。其间,陈寅恪不慎将右腿摔断,做了手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全书的写作。原书名为《钱柳姻缘诗释证》,后才改名为《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自小就喜欢钱牧斋诗集。之所以动念写《柳如是别传》,在该书的“缘起”中,他说:“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行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书者,趋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陋劣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送。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所谓“自验所学之深浅”,他认为“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及前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书中所说的柳如是,先是相府之妾,后沦为青楼女,但其诗文造诣很高,又工书画,她心仪陈子龙,却因某种关系嫁给了钱谦益(即钱牧斋)。后牧斋降清,柳便离开钱,为反清复明奔走,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后自缢而亡。陈寅恪之所以要写她,是看重她身上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女,绸缪鼓瑟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后诬之人哉。”

  无论是《论再生缘》,抑或是《柳如是别传》,都贯穿着陈寅恪一生的主张,那就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所写的孟和柳,无非是承载着这种主张的笔下的人物而已。陈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说的“钱氏旧园”的钱氏,即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人士之一钱谦益(字牧斋),另一代表人物是陈子龙。陈寅恪在孩童时代就读过钱牧斋的《牧斋诗集》,后又读过《钱牧斋文集》,曾经感概地说:“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就因为在昆明街头得到钱园红豆,遂萌发以钱柳因缘写《柳如是别传》的念头。

  陈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后,离开桂林前往成都,到那里的燕京大学执教。在成都期间,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突然双目失明,这对于一个靠眼睛看书写作的大师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后虽入院医治,效果甚微。陈寅恪这时的心情十分烦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过完56岁生日。后来,因为欧战战事已经结束,牛津大学再次给他发来邀请,给他赴英治疗眼疾带来了一线希望。恰好,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等四位教授也应邀赴牛津大学,正好与陈同行,能对陈寅恪有所照料。1945年,陈在一位老师陪同下,从成都乘军用飞机抵达昆明,与邵循正等会合,也“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师友和学生。“老友有张奚若、叶企孙、向达、陈岱孙、冯友兰、曾昭抡、汤用彤、毛子水等,还有吴晗、汪篯、钟道铭、丁则良等,每日川流不息,不断有人来访,陈师的心情也愉快开朗许多,精神焕发。”在昆明停留一周后,一行人就飞往伦敦。从此,陈寅恪就再没有到过云南了。 (完)


(转自微信公众号“云南政协报”201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