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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陈寅恪先生与云南的缘分(中)
[作者:杨立德发布时间:2017-12-05 10:39来源:云南政协报]

陈一贯坚持自己学术研究“不甘随队逐人,而为牛后”的主张,他讲课的讲稿一旦出了书,他就不再开设该门课程,而去开其他新课。他认为,既然已经出书了,人人都可以看到,就没有必要再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例如他写的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朝之吴语》《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章发表后,他就不再开设“魏晋南北朝史”这门课。他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本书,以后就不再开设“隋唐史”课程了。

1939年,陈寅恪受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并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成立300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来校任教。在此之前,他已经两次婉拒牛津大学的聘请,专心于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这次之所以接受聘请,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夫人唐筼心脏病屡犯,昆明距香港路途遥远,无法照料。如能携家眷同赴英讲学,全家共聚一处,能克服许多困难。其二,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忧愤而亡,自己右眼视网膜脱落,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欲借赴英讲学的机会治疗眼疾。其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己知道“事不过三”,牛津大学已经被辞谢两次了,三辞就失礼了。于是,他给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写信告假。信中说:“弟于牛津教书实不相宜,故已辞谢两次。后因内子有心脏病,不能来昆共聚一地,种种不便。而郭复初又以中英合作,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为言,故不得不试为一行。”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在这封信中也曾婉转地提出:“现在英文化协会虽借款三百磅作路费,但须偿还,且不能过久。现内子在港医药即挪用此款,故弟更不能不去英矣。”对于陈寅恪的请假,梅贻琦认为:“先生牛津之约必践,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粹,本校同人与有荣焉。承示请假半年,自当照允。”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于6月22日,从昆明取道河内,月底到达香港。

陈抵港后,家人团聚,喜庆自不待言。在喜庆的背后,难以预料的坎坷却接踵而至。不久,欧战爆发,赴英的计划遂成泡影,但他曾心存一线希望,在香港滞留了三个月。最后,不得已只身返回昆明,仍执教于西南联大。他从香港返回昆明,心情是极不愉快的,曾写诗寄托。在《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中写道:“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狐埋狐骨催亡国,鸡犬升飞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到昆明后,好在有同事相帮扶,特别是好友吴宓常来探望,还可向吴倾诉一下心中的烦恼。其间,发生了钱钟书辞职的事。1940年,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对此,说法很多。据笔者看,年轻的钱心高气傲,在说话及文章中带刺难免,故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对于不聘钱,陈寅恪和吴宓都认为钱是难得的人才,应挽留并为之奔走游说。吴宓非常气愤,公开指责不聘钱是“皆妇妾之道”,陈毕竟沉得住气,劝吴“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尽管如此,钱还是辞去教职,返回上海去了。陈、吴挽留不住,也无可奈何。陈吴二人,有着几十年的友谊,他们二人或散步,或聊天,或上街,谈国事,谈校政,这在吴宓日记中都有记载。如1939年12月30日,“访寅恪,陪至华山西路配电筒。”1940年6月11日,“访寅恪,同步翠湖。”1940年2月25日,“访寅恪,患心疾(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有一次,跑完警报,二人同食昆明人喜食的“烧饵块”,他们不赞成昆明人对这种食品的称谓,而取名“涂酱米饼”。如此称呼,倒也贴切。

陈寅恪身体不好,目力很差,昆明早晚温差大,陈寅恪经常都离不开皮背心,外面还得罩上长袍。加上他在西南联大开的课程又是“隋唐史”和“元白诗”,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一个“老学究”。其实,他非常随和,非常善解人意,而且说话非常幽默。因为他对每字的字意都求正确理解,所以他在清华国学院就曾把“对对子”作为招考学生的一种方法。也因此,他所作的对联也很多。说到善解人意,前面谈到他和吴宓挽留钱钟书就可以说明。陈寅恪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在学术方面乐于助人,从不掠人之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读《新唐书·吐蕃传》时,怀疑书中“发羌”即西藏的土名,他写了一篇文章《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完稿后请教了一些文史教授,有的为其补充材料,有的为文章改名,“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教名称多处,并对文中意见表示赞许。”

陈在昆明期间,除了上课,在学术上的贡献大致有两个方面:(一)著述。1940年,他开始注释韦庄的《秦妇吟》。后来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以此为题作过演讲,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定稿时改名为《〈秦妇吟〉校笺》,从文中可以看出陈的汉学功底与宋学禅思。其次,他在香港大学演讲的《武则天与佛教》,写成英译稿;他还为自己所著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写序,序中说:“寅恪尝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于李唐一代法治诸端有所论述,而于政治史事未能涉及。兹稿则以唐代政治为范围,盖所以补前书之未备也。夫吾国旧史多属政治史类,《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于袁机仲书中增补一二条目,以便初学,而仍恐其多所疏误,故付之刊布,以求并世学者之指正,本不敢侈言著作也。”在文章方面,他还写有《顺宗实录与4玄怪录》《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读哀江南赋》等。(二)在学术研究中,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以诗证史”。在史学界的史学研究方面,是前无古人的。他说,自己之所以搞以唐诗证唐史,是因为自武宗以后,其历史记录存在诸多错漏,但在唐代诗歌中却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谓“以诗证史”,就是用流传下来的诗歌,以印证当时的史事。这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但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几句,陈认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是婚嫁的最后年龄,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如崔莺莺出嫁在二十岁以前;韦氏,出嫁是正二十岁。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弟从军走了,阿姨又死了,再过一年,她就三十岁,到了“老大”的年龄。《琵琶行》中又说:“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娶了琵琶女,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这反映了唐代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得以维持,全依靠东南的财富,盐税和茶税已成帝国收入的重要支撑。诗中的茶商既非科举出身,也不是贵族,无礼教也无文化,只为了赚钱,反映了这类商人的真实面目。他这样讲,使听者大开眼界。由于做学问是他人生的第一大义,他每天的三件事就是上课、看书和写作,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加重了左眼的负担。又因为大后方物价飞涨,营养状况不好左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不得已他只有再次赴港,准备前往英国。不料,到港后没几天,就接到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的电报,说赴英之事须再延缓一年。也就在此时,滇越铁路因战事中断,而飞机票价极其昂贵。陈寅恪此时处于进退维谷的状况,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不仅如此,事情还向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仅仅过去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陈寅恪不愿做亡国奴,也决不为日本所用,遂从香港大学辞职回家。因为闲赋,一家生计无着。据《陈君葆日记》1942年4月22日所载:“陈、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就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陈寅恪还校读了《新唐书》的第二遍和第三遍,至于陈寅恪如何拒绝日寇面粉,如何与日寇斗智,因非关主题,只此带过。后经多方努力,他一家才离开了香港,取道湛江,到达“文化城”桂林。陈寅恪一家脱险到桂林,真是九死一生,他在6月19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在香港的危迫情状,说:“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又说:“今既到桂林,拟将家眷置于良丰(当与汪敬熙兄商觅一屋),弟亦拟休息三数月,并写清讲稿,聊以消日而已,殊不足以言述作也。”同一天,陈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夜读〈简斋诗〉·自湘入桂感赋》:“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只谓潭洲烧小劫,岂知杨嫽舞多姿。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销魂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关于诗中的“建炎新世局”,陈在香港沦陷之前,曾以低价购得李心传(宋代)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部共十二册,辞去香港大学教职后,就在家中以书排遣烦愁。他写到:“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书有味也。”


(转自微信公众号“云南政协报”2017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