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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陈寅恪先生与云南的缘分(上)
[作者:杨立德发布时间:2017-11-16 16:20来源:云南政协报]

陈寅恪先生留学回国后,曾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在国学研究院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从此声名鹊起。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历史上仅存在4年时间,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共同创造出了以培养优秀人才出名、被后人称赞的“神话”。后因王、梁相继去世,学校又不愿降低导师标准另聘他人,只好停办。停办之后,他被清华大学聘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学系两系的合聘教授,还在哲学系授课。此后8年时间里,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陈寅恪发表的学术文章更多,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右眼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为了不当亡国奴,他带领病妻幼女仓促南下逃难,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不久,清华大学奉教育部令,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在长沙临大,陈为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据学生王永兴回忆:“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此外,陈还给学生讲过“南方民族巴、蜀、蛮、僚、溪、俚、楚、越”;“晋室南渡与王导功业”。关于前一门课,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即《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魏书》上不足百字的一段文字,陈却旁征博引,把这些少数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缜密的考证。例如,他在讲“溪族”时,指出溪族本是南蛮种族的一个支系,江左名人陶侃及陶渊明,就是溪族。此族信奉天师道,陶侃后裔的名字,就带有天师道的色彩。然而,在长沙办学不足三月,因日军飞机轰炸,临时大学不得已向西迁移,到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一家在迁移时,乘汽车经衡阳、桂林、梧州抵达香港。因陈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作,他只好将一家安顿在香港,只身经海防到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的分校(即文、法商学院)就设在这里。在蒙自开课,对他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从长沙出来,他曾托友人保存一些书籍,并嘱咐将书籍寄往昆明。随后长沙遭遇大火,他的这些书籍被毁。在进入越南时,又遭遇小偷,丢失了两箱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与讲课有关的,书籍不在,就难开新课。他一方面请人四处借书,一方面全凭记忆,临时开出新课如《支愍度考》。该课讲的是晋人南渡的事,与师生南渡西迁到湖南云南有密切关系。在后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一例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陈寅恪讲支愍度人,就是讲晋人南渡的事,因为西南联大师生南渡西迁,是因日本侵略的战火所迫,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南渡,从而勾起学生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陈到蒙自不久,就患上了恶性疟疾。原因一是蒙自时逢夏季,暑热,蚊虫多;二是因丢失书籍,他心情不好,致身体抵抗力下降。这次大病,用他的话来说,大病几死。然而,病刚好,他就忙着备课,但苦于备课无书。因此,他的心情比较悲观,这从他写的一些诗中可以看出。如《南湖即景》:“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当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在他看来,蒙自南湖,犹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虽有战火,这里却是宁和平静,歌舞升平。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却无法北归。面对当局的消极抗战,内部腐败横行,这次南渡如想北归,恐怕只有待来生了。这种悲观思想,还见于他的诗作《七月七日蒙自作》。由于备课无书,而被窃的两箱书,有不少他都作了眉批、眉注和眉识,以及自己的手稿,都是文章的半成品。为此,陈不得不四处写信借书。他在蒙自及昆明所开出的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服困难开出的。在蒙自开学也仅仅三月,由于航空学校索要校舍,校本部在昆明大西门外建盖的“新校舍”也已完工,陈与其他师生遂来到昆明。

在昆明,陈住在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在此,他为研究生开设了“两晋南北朝史”,每周两小时,全年4学分。讲课地点在文林街。每到讲课,他总是用黑布包着一大包要讲的书,步行一里多路,还要爬一个很长的坡。到教室的时候,他已是满头大汗。学生过意不去,提出要到他的住地去帮他拿,他婉言谢绝了。讲课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史料写在黑板上,然后闭目讲课,这是一种自我营造的学术意境和历史语境,是一种“无我无他”的态势,全由历史来说话。据学生王明在其《王明(学术)自传》中说:“那时候,不仅同学们同住在一个楼里,而且没带家属的导师如陈寅恪先生住在我们工作室的隔壁房间。陈先生通晓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在上课之余,陈不是埋头读书,就是在油灯下著述。他用自己省下的钱,又在书店里购买了一部中华书局排印的《新唐书》,仅靠左眼微弱的视力阅读批注,因此左眼的视力也下降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他克服了工具书不足的困难,靠着一部《通典》阅读,并且写出了《唐代制度渊源略论稿》。然而,这部苦心经营的学术专著,在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商务印书馆将该书稿又寄香港印刷所付印时,却被日军的炮火所毁。后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朋友的帮助下,将旧稿凑成,在重庆印刷,此书才得以面市。

  战时的昆明,也常遭日机轰炸,不得安宁,西南联大的新校舍、文化巷教职员住地几次被炸。当时,昆明人将“空袭”称为“跑警报”。跑警报,对几近盲人的陈寅恪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陈先生跑警报,常常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拉着他跑。在昆明,时常会遭遇空袭,在探知日军飞机起飞将到昆明时,昆明五华山即发出“预警警报”,临近昆明时即拉响“紧急警报”,敌机飞走,发出“解除警报”。每当“预警警报”响起来,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史语所”就忙开了。傅斯年身体很胖,一动就出汗,忙着指挥人扶陈寅恪下楼,到城外的防空洞里躲藏。到防空洞里,陈寅恪还口占一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短短八个字,真正幽了“跑警报”一默:从字面上看,讲见到敌机应有所动“作”,即往防空洞里跑,钻进防空洞入了“土”,安全才有保障。除了傅斯年拉着他跑警报,或者是学生拉着他跑,再不就是年轻教员拖着他跑。如果陈先生是在联大上课时有警报,人们就拉着他往联大后面的英国花园找躲避的地方。如果是陈先生在靛花巷,就上丁字坡出北门到郊外藏身。幸好,若干次的轰炸,都没有伤到陈寅恪。其实,即便钻进了防空洞,也不见得就安全。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在防空洞中,就被轰炸掀起的泥土埋住,幸好被师生从土中救了出来。

陈先生在讲课中,他曾对学生说:“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去作一些新发现。”他还说:“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他在课堂上,还教给学生治史的方法,他说:“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做比较研究。我之所以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存在很多错误。唐代的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但诗歌却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也因为如此,他的“每种课程均以新的资料印证旧闻,或于习见的史藉中发现新的理解。”他讲“隋唐史”,要求听课的人先读二十四史的相关篇章,因此他在讲课的时候对一般历史事件,略而不讲,只讲他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和学生同住一楼,也和学生同桌就餐。在吃饭桌上,他畅谈史事和掌故,包括古今中外,让学生受益匪浅。为此,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郑天挺曾劝学生,把陈先生的每次谈话都记录下来,认为对学生今后做学问大有益处。


(转自微信公众号“云南政协报”2017年11月12日。)